旧中国宪法的发生和长大.docVIP

旧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旧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的价值在于它的连续性。一个伟大的古代民族，如果其文明中断，可能就不会再现辉煌了，如同美洲玛雅人，人们谈论的是他们过去的灿烂文明，而现在则什么也不是。对于现在印第安人受到的忽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或无法继续祖先的伟大创造力。而在他们东方的欧洲，则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可以想象，当中世纪的欧洲人看见从爱琴海中打涝上来的维纳斯神像时，神情会有多么惊讶。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之围，不知今天有没有我们成日在为之唱赞歌的宪法？正是文艺复兴，使中断的欧洲文明从黑暗的中世纪苏醒，继续它的发展，造就了近代宪法这一人类法律文明的最高成就，并使之传播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文明的继续多么重要，而宪法的产生就是其开端。 一、宪法问题的提出 （一）戊戌变法 　　清朝末年，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已经腐朽并日趋没落，专制统治像是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旧的土地关系及残酷的剥削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以至破产，并严重地阻滞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几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同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近代工商业，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直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外国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列强接踵而至并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由此日渐从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强大的东方帝国沦落为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三等国家。但是，外国炮舰所强行建立的商品经济，却提供了销售商品和取得劳动力的市场，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与可能，促进了中国城乡从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清政府管理和控制能力的衰退，以及爱国的绅士、商人和地主希望以实业救国的行动，投资建厂，使民族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受到了外国资本和国内专制制度的双重压迫，举步维艰，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政治变革的必要，希望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求变法救亡。 　　世纪之交的中国，随着民族危机和日益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原本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着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为空前活跃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思想家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维新派把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启蒙主义学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借以论证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改良主义的宪政运动准备了思想理论上的条件。在全社会热望于改革的呼声中，维新派发动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维新派提出了“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立宪法”的政治纲领，主张“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要求设议院、制宪法，以便“举国君民合为一体”，“立宪法以同受其治”。维新派希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君主立宪以实现民主的政治；他们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还对西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不去组织和发动人民，仅仅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充满着甘愿给地主当奴隶的精神”；在改良的策略上维新派又犯了急进的错误，这就注定了维新运动的终必失败。但是，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和宪政的问题，并间接证明了为推翻强大的封建统治，革命是必需的。 （二）清末的立宪活动 　　以慈禧太后为主的封建统治集团虽然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但对于清政府“偃然卧于国民愤怒革命之上” 的危机也不是没有认识的。特别是在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民不聊生，列强环峙，中国更深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各地人民的起义和暴动层出不穷，清廷的统治日薄西山，随时有被推翻的危险。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小胜大，使维新派的立宪主张重新抬头，旧派官僚中的许多人也纷纷奏请立宪，如满洲贵族端方说：清廷“亟宜附从多数希望立宪之心，以弥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于是，原来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清政府这时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下诏变法。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以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可以假立宪之名欺骗舆论，安抚人心，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1906年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以九年为期进行筹措预备。 　　《钦定宪法大纲》共33条，分为“君上大权”及“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君上大权”是正文，有14条；而“臣民权利义务”是附录，只有9条。从结构上就可看出，它的重心在于维护皇帝的权力。在内容上，它确定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