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也可能是一个诗歌刽子手.docVIP

庖丁也可能是一个诗歌的刽子手 　　如今，以先锋的名义进行极端写作，往往可能如鱼得水，这也正是诗歌的吊诡之处：越是没有标准与规则，越可能在创新的路上获得掌声。但对于什么样的诗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其实，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唯其如此，我对表演性的写作，很难产生好感，相反，那些于平和中渗透异质性的写作，当更令人深思。孙冬可能就是这样的诗人，她既不是完全的抒情，也不过分依赖叙事，甚至从表面上看都无法短时间内引起人的关注。她可能拒绝了表象的激情，而专注于内部语言肌理所形成的张力，这种张力又不是外在的，恰恰是内在于一种精神与信念 孙冬的诗有她的精神高度，一方面，她也注重语言的创造，但她没有在语言上投其所好，沉迷于小聪明的词语游戏；另一方面，她走的是一条平和淡然的路线，不刻意去冒险，而是让诗歌自己趋向于某种历史感。当然，这也是诗人所自然追求的美学，而非为了深沉去被迫承担伪装之责。因此，孙冬诗歌的精神高度是由诗的整体气质决定的，它不是单纯依靠主题、语言与结构的某一个维度，这种整体性美学在于诗歌所营造的独特氛围，它非神秘，但又有足够的气场来支撑其诗学旨趣。在孙冬的诗里，我们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读到某种哲思意味，这是必然的，“身份是一条不公平的公路/几团光混合着雨水散落/看上去随意，却不得不认领/我知道人们喜欢被光庇护，/不被庇护的困厄，可以用来脱胎换骨。”但哲思不是诗人最初的目的，也不是她写诗最终的目标，它们是在诗意生成的过程中自然释放的人生意绪，带有深深的命运感。就像她说：“黑暗是一个房间，我是一个房间/房间是一个流动的平原……”（《流动的平原》）我相信，这样的言说也源于某种生活经验，它可能是诗人间接接受的顿悟，但她将其转化成了更为丰富的形象，这种演绎来自想象力的突围，也对接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生动 诗歌的生动和诗人内在的生动必须一致吗？似乎也没有谁规定它们一定要在某一水平面上获得同等的高度，可诗歌的复杂性的确能反映出诗人在写作上的美学伦理。比如诗意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更依赖谁？如果说诗歌的延伸意义完全依赖于语言组合后所留下的韵味，那么在我们阅读结束的时候，哲思是否会随着语言的终止而消失？在《我的村落和猪》这首诗中，我们读到了诗人隐藏的某种现实诉求，甚至带着隐隐的介入性，但她好像发现了这一点，很快收住了这条放出去的“时代风筝之线”，重新回到了经验与想象交织的内部。“知识分子猪有时候是幽默的/更多的时候，她们双手夹住鼻子，挤掉多余的油脂粒比如/蝴蝶之冢/因年久失修，虚无掉落下来。//那些晦涩而具体的器具，像幽灵/如此占有我们，又狠心抛弃我们/心始终是透明的灰，世界始终是猪圈/恰好，绿灯里的小手放行/那些会飞的猪匆匆地飞过/去哪儿呀，去哪儿啊……”智慧的书写，最后结束在了一场童话中，这首诗很快让我想到了王小波，他们和其笔下那头特立独行的猪一起，共同构成了一面关于智慧与幽默的现代镜像。只是，它们被孙冬移植到了诗里，外在的想象我们是看不到了，一切都内化在了反讽中，也准备随着“会飞的猪”远去。我们是否就此读完了作品，而理解了诗的含义？语言在脑海中逐渐远去，可思考仍然在继续，其实，孙冬的诗已经对我们惯常的阅读构成了挑战：它不会让我们轻易从那些简洁的句子里像消费快餐一样，只满足一次性阅读，而是提供了语言之外的风景与内涵，它们还不是纯粹观念上的，而是更为具体的书写现实 孙冬诗歌的书写现实，没有神秘感，也没有魔幻性，但她在字词间的确像施展了某种魔法。正如完全的平铺直叙，肯定无法构成诗的起伏，它总是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让我们看到变化，感受到创造的快意。孙冬的创新是渐进式的，不是一开始就要抓住读者的眼球，她这种慢热的写作，更能让人领悟到诗的悠远意味。我们可能在进入阅读之初不会完全被打动，但在阅读停止之处，一种冲击或许就解放了我们的感官。当然，这种感觉并不是在所有诗歌的结尾才最后完成，其实在诗节中间，它同样能激活某种乌托邦之思。“夜深之处，光和影，一脚深一脚浅地跑/周围的植物充满暗合的可能”（《在夜里讲笑话》），这得需要多么锐利，才会敏感地捕捉到“夜里讲笑话”背后的恐怖。诗人感同身受地道出了潜在的秘密，我们随着她完成了阅读的过程，却又五味杂陈。那究竟是诗带来的，还是诗背后的那种气息所带来的？或许都有，但诗人就此消失了，“我怔怔的看着/他们吃吃地笑。”一切都定格在了画面中，诗歌的影子也由此变得越来越长，但诗的幻象并没有破灭，它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参与了对异质性诗意的建构 我之所以再次强调孙冬诗歌的异质性，其实还在于她修辞里所投射的精神光谱，她没有像很多女诗人那样，由情绪带动诗意的生成，她那种冷静、流动的美学，是知性写作的翻版。“它上方的这一片蓝天/肃穆地孤独着，云彩/闪耀不可理喻的自足/像腐烂的肉体”（《扫墓》），扫墓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它依据扫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