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圆融文史观.docVIP

论刘知几的圆融文史观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县)人。因避玄宗李隆基讳，故以字子玄行世。唐初著名史家，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旧唐书》卷一百二、《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皆有传。生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死后追赠工部尚书，谥日“文”。其《史通》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进入文学批评史及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聚焦之一即是刘知几的文史观。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刘知几出于著史应兼重信实和应用双重性的宗旨，对史籍文词持不偏主藻饰亦不偏主质朴而折衷文质的观点，刘氏之论“适以混笔为文，只能助杂文学张目而已”。郭绍虞敏锐地觉察到了刘知几兼重信实和实用、折衷文质观点的双重性，这对本文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笔者研究发现，“混笔为文”“助杂文学张目”的正是刘知几圆融文史的观点，但郭氏所下“只能”、“而已”之断语恐对刘知几的地位估计偏低。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刘知几的观点及其影响凿幽抉明，索隐发微。浦起龙认为：“夫古今人不相及，望两汉之雄俊则道远，效六朝之藻饰则真丧。唯夫约法严，修辞洁，可以学企，可使质全。为之向道者，《史通》也。”虽不免有夸大之处，确也点明了刘知几观点的重要性。刘氏观点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 一、反对以文为史，力倡以史为文 “文、史是人对两种文本性质的分辨，它们的分合既反映了文本创作的实际，更反映了人的认识的深化和细化。”先秦两汉时期，在时人的观念中，文史是一体的。《韩非子“截敏辨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韩非子谈的是对君主进谏的难处和深感忧患的原因，但也可从中看出先秦时期文与史相生相成且可以相提并论。《汉书云：武帝之时，“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史学家司马迁、文献学家刘向与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王褒同以文章见称于时，这从侧面折射出史文一家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 文史关系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着深化和细化的持续性发展过程。到了汉末魏初，就出现了以史为文的肇端。如刘劭《人物志“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其中“能述文著作，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又云：“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显然刘劭持以史为文的观点，认为述文著作者主要指著史者。但此种观念只是昙花一现，立刻被以文为史的浪潮所吞没。《史通“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舁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刘知几略览南朝文士编修的史传，发现他们将史传要么写成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么写成铭、赞的序文。文士们有的擅长对偶之词，有的喜好骈俪之句，或沉迷艳辞而不能自拔，或过于轻薄而不知收束。这是刘知几对六朝文人撰史的批评。史书之靡丽文风，余波所及一直延伸到初唐官修史书，造成史著之书“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史通)。反对以文为史的做法“是刘知几的核心观点，是贯穿于《史通》全书的主旋律，我们在《史通》的很多篇章都能听到它的回响和变奏”。 本文要提及的是刘知几在反对以“文”为“史”的同时，上承刘劭之言，力倡以史为文。其《史通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诗经“尹吉甫美宣王也。”都是尹吉甫颂美周宣王所作，《诗鲁颂》中《?o》、《有?》、《泮水》、《?[宫》四篇，毛序认为皆为鲁僖公而作。《汉书“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其中《离骚》为“屈平疾王(按指楚怀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文选》载宋玉《高唐赋》，赋楚襄王梦高唐神女之事，李善注云：“此赋盖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这些作品就内容讲，很难说是真实的，仅就《离骚》和《高唐赋》而言，里面屈原上天寻帝、宋玉邂逅神女之事，即使是刘知几也应该明白是虚构的。但刘知几还是说：其文章“不虚美，不隐恶”；文学家也“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刘知几沟通文史的桥梁是“不虚美，不隐恶”。所谓“贤良正直”，便是刘知几对文学家与史家的共同评价标准。内容虚构的事实和无“虚美隐恶”的评价看似相悖实则相通，原因就在于这些文章是刘知几为达到通贯文史、以史为文之目的而树立的高标。 刘知几力倡以史为文的观点，故对诗歌中的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难以理解。钱钟书曾经议及《史通》这一点： 《史通“……今俗文士，谓鸟呜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