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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增值的途径 　　摘 要：文学误读，是在理解或者部分理解了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阅读，它是一种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解读方式。误读是对读者自我的充分肯定，是对已有结论或权威观点的挑战，它的最大贡献在于能使文本意义增值。本文从文学误读的两个中介环节――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体阐述了实现文学增值的过程，这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及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误读 文学批评 文学创作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的四要素说，即宇宙、作家、作品以及读者。20世纪之前的文学研究比较侧重于前三个要素，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以姚斯为主要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理论的兴起，读者这一一直被忽视的要素在文学研究中开始占有重要的位置。读者的阅读活动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误读理论也因此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一、误读的定义 传统理论认为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文学作品诞生后，创作活动便结束了，读者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者，由作家创作完成的只是文本。进一步讲，作家创作完成后文学创作活动并未结束，读者阅读文本后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活动，创作过程才得以完成。伊瑟尔说：“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理论以读者为研究中心，认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是给定的，对它的建立而言，读者是一种能动因素，文学作品的历史性不能离开历代接受者的能动参与。这样就把读者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强调了读者的阐释活动 接受美学理论产生之前，人们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相符合即为正读，相反，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相悖便是误读。正读即传统的人们所提倡的解读方式。在西方，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和解构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置疑，不少人对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作者意图持怀疑态度，进而怀疑正读的可能性。误读，作为一种文学审美现象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逐渐成为意义解读的流行方式 误读，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术语，是由布鲁姆提出的。他认为本文的意义依阅读行为而发生，阅读行为使文本内在的差异关系活动起来，使意义在这种关系中得以发生。这样，本文的阅读一方面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前提，同时，它还对文本有合理的、必然的倒转。基于此，他认为：“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异延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1}许多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绝对的、偏激的理论，它排除正读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所谓的正读，是在一种理想条件下才会发生的解读，而此时的读者也是“理想的读者”。苏珊“艺术符号是一种终极的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感觉的活的东西。”在文学作品中，语言符号的含蓄蕴藉性为我们留下大量召唤结构及空白从而使其带有很多不确定性。同时读者自身条件也存在着差异。“解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看到情节，较有思想的人可以看到性格和性格冲突，文学知识较丰富的人看到词语表达方法，对音乐敏感的人可以看到节奏，那些具有更高理解力和敏感性的听众则可以发现其中逐渐揭示出来的内涵意义。”{2}此外，在文学解读中，作者原初创作语境的缺席造成了文学作品的不对称交流的现象，使得读者无法复原最佳理解交流的最初语境。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著者无意有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谈古代之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从这种绝对意义上讲，误读是文学阅读过程中必然的现象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很多人把误读等同于错读、曲读，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错读是无意识的，是对文本所传达信息的错误理解，如《西厢记》中张生对崔莺莺所约之诗的解读便是一种错读，他有意赴约，无意出错，但是被突然到来的幸福冲昏了头脑从而闹出了跳墙的笑话。读者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故意对文本做出歪曲的解释是曲读。这种情形往往牵涉到一些政治因素，如明清时大兴的文字狱，“文革”时期把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打成毒草。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误读，是一种狭义的文学误读，是一种艺术现象，而绝不是不求甚解的错误解读。它是一种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解读方式，是在理解或部分理解了本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阅读。阐释学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曾说：阐释活动的最后目的，是比作者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它。按阐释学家的方法解读后的本文带有自我的烙印，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误读是对读者自我的充分肯定，创造性的合理的误读是自我的实现与满足。误读是对已有结论或权威观点的挑战，它能带来文学的新的意义、观点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