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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思想史意义 ３、通过思想一系列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使本来属于上层的道德与伦理原则，渐渐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世界。这也是外王的另一途径：教民化俗。 《家礼》 《增损吕氏乡约》 鹅湖之会 1145年，陆九渊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朱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双方赋诗论辩。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学术见解争持不下。 朱陆的异同 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而朱陆的异同，异在内圣，同在外王。也就是说，不管道学有何特色，不管道学内部有何分歧，道学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作为儒学的一分子而分享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和理念。 尊孟的王安石逞臆说经:新学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攻击。《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化民成俗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成俗。 三经新义 在《三经新义》中，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的。《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标志着汉唐经学的真正结束和宋学的全面展开。 新学的性质 新学的性质，属于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王安石对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否定，对佛道思想的汲取，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对道德义理的提倡，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性命、情欲、义利等问题的探究，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任何一思想家。 金朝赵秉文的说法 　“自王（安石）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 新学学派成员 　新学学派以王安石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章惇、蔡京等。 汴京与洛阳：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 当王安石正在政治重心汴梁改革的时候.在洛阳，却聚集了一批一直有相当的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力的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前任宰相富弼，枢密使文彦博，御史中丞吕公著，当然还有最有人望的司马光。思想家邵雍，以及二程都居住在这里。 政治冲突转向了学术冲突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所谓：“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 内圣而后外王的思路 　至于富国强兵一类的事，二程认为这要看统治者的“存心”如何，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如果统治者真是为“养民”而富国，为“保民”而强兵，那就是出于“公心”，富国强兵可以成好事。如果统治者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的统治，那就是出于“私欲”，虽富国强兵也可以变成坏事。 “天理”背后的焦灼 　在激进的改革者的主导下，面对皇权与政府权力加强的这一局势，理学诞生了。以文化权力抵消政治权力，试图以文化重心与权力重心取得平衡。 北宋理学的几个代表 周敦颐（1017—1073）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世称“二程”。著作有《二程集》。他们认为“理”作为宇宙本体而气化万物。 张载（公元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人，人称横渠先生。他认为太虚即气，人通过能动变化气质，尽性穷理、灭欲，最后达到性与天道合一，进入“孔颜乐处”的境界。 龟山学派 龟山学派，是由二程著名弟子杨时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又由于他从学程颢后南归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故其所传学人又称之为“道南学派”。南宋朱熹、吕祖谦、张栻，与龟山学派都有师承关系，杨时的“龟山学派”也就成为从二程到朱熹“理学”之最重要的中间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