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清代清水江流域书院教育.docVIP

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书院教育 　　摘要：清代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创建，对该地区融入王朝体系、渐次由“化外生苗”到“王化之区”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蔚文书院的创办，是中央王朝、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当地士绅民苗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它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满足了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对知识文化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清代；清水江流域；碑铭；蔚文书院；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30-06 明清以来的清水江两岸，碑刻林立，民众但凡善举，均需刊刻一方碑铭，立于村头寨尾，以示褒奖。2011年7月，我们“行走”在清水江畔，在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柳基小学操场内墙处，发现有近20通碑铭，内容涉及铺路修桥、建立场市、重建署衙、宗教信仰等，其中一组书院教育类碑铭，尤值瞩目，由《创建蔚文》（左）、《书院官绅士》（中）、《民捐输碑》（右）三通组成，但因后人挪动重立时错置，致其排列顺序有误，细辨其内容，实为《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三通碑额共13颗篆字，每字长15厘米，宽10厘米，碑文竖排，由右至左楷书阴刻。《创建蔚文》，其右上角切顶斜角半方形或半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86厘米、9厘米，碑文39行；《书院官绅士》呈方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6厘米、91厘米、10厘米，碑文44行；《民捐输碑》呈菱首形，其高、宽、厚分别为185厘米、81厘米、8厘米，碑文内容因是人名，排列顺序是按由右往左、由上往下原则排定的，因此，具体行数难以确定。碑的结尾处为刊碑时间，刻有“大清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字样。《创建蔚文》刊刻了“创建蔚文书院义学序”“春谷父师具禀各宪文”“工竣遵批造册详立案文”及“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20条中的前17条，《书院官绅士》刊刻了“议定延师考课一切章程”中的后3条以及“官绅民苗捐田捐银姓名数目”等信息，《民捐输碑》记录着捐银、捐田者的姓名、数目，以及前任“劝捐修补义学银两、姓名、数目”。①①《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由三通碑组成，碑刻文字近6 000字，限于篇幅，本文除注明引文外，其余均引自该文，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明，特此说明。该碑现立于剑河县南加镇柳基小学院内。 这三通碑内容极为丰富，对研究清代清水江地区的书院办学情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唐代创办迄清末，历经千余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水江地区的书院教育，发轫于明，兴盛于清，然其具体运行情况，仍需进一步探明。本文即以蔚文书院为个案，着重就书院的兴办原因、人事管理、教学运行、经费筹措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进一步细化和丰富清水江地区的教育研究，弥补此前研究的不足之处。①①与清水江流域相关的教育研究论文，已有10余篇，主要集中在近几年发表较多，而20世纪只有1篇。参见：姚炽昌：《明清时期锦屏的办学情况》（《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第67-70页），贾永坤：《论清代黔东南地区私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104-105页），李斌、吴才茂、龙泽江：《明清时期清水江天柱下游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0-106页），周冬梅、石开忠：《清水江流域教育发展述论》（《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第107-111页），覃娜娜、李伟：《略论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义学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第33-38页），范连生：《清代黔东南民族地区的苗疆义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3期，第141-143页），姜明：《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103-109页），王雨容：《论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黎平地区的书院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第97-102页），蔡敏、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村落的兴学活动――以天柱地坌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78-82页），李红香、王凤梅：《清代黔东南苗疆学校教育类型及其影响研究》（《教育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第119-124页），李斌：《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司宗族的兴学活动与社会变迁――以锦屏亮司龙氏土司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62-67页） 一、蔚文书院之创办 蔚文书院之创办，与清雍正朝之改土归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雍正与乾隆经营苗疆腹地的重要策略之一。正是在中央王朝极力推行“教化”的背景下，地方各级官员亦不遗余力，努力在苗疆腹地推行王化教育。在此过程中，剑河地方士绅民苗，也开始积极参与，捐资出力，创办了蔚文书院 （一）改土归流是书院创办的前提条件 剑河地处苗疆腹地，历来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