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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刑事案件证人出庭对策研究 　　摘 要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极低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成为困扰司法的一大因素。造成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诉讼模式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立法上存在不足，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及受到办案现状的制约等，本文认为应当通过推进交叉询问制度建设，完善证人出庭质证程序，明确“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标准，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及证人补偿制度等以改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的现状 关键词 证人 出庭作证 保障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最高人民检察院课题“保障刑事案件证人出庭对策”（ GJ2015D0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翔，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194 一、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现状 刑事诉讼法中，证人证言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法定证据，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情况一直不容乐观，证人出庭率极低，一些基层法院甚至不足1%。众多案件中，证人由于诸多原因不愿出庭致使案件审理受阻或者效率下降的情况屡见不鲜，特别是一些特殊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强奸罪案件在受理过程中常常因为证人拒绝出庭而使原本清晰的案件变得难以判定。对于刑事案件证人不出庭的情况，有司法实践部门对此采取必要措施，例如死刑案例中排除传闻证据、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等，但毕竟没有相关法律制度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构建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曾被誉为刑事诉讼法改革的亮点之一，然而调查发现，新法实施后，证人出庭率仍然不高。经过笔者在苏南、苏北、苏中三地法院刑事审判庭调研发现，2015年C市T区法院某法官共结刑事案件150起，证人出庭3起，全部为受贿案件，证人均为行贿人，且为法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该法官审结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为0.02%。Y市S县人民法院某法官结案100起，有2起证人曾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但结果最终到庭仅1起，且该两起案件也都是职务犯罪，证人是行贿人，证人出庭率为0.01%。Z市中院两名法官，一人结案42起，一人结案43起，均没有证人出庭，即证人出庭率均为0。根据上述情况可知，证人出庭主要集中在职务犯罪案件、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 有法官提出，证人出庭率低是相对的。大多数案件中，特别是简易程序案件中，公安机关取证程序合法、所取得的证言均为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是与全部刑事案件的数量相比而言，但与控、辩双方申请到庭作证的案件数相比，比例并不低。如2015年上半年，N市P区法院刑一庭新收的195件一审刑事案件中，没有一件控辩双方有任何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换言之，实践中，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量本来就不多 二、造成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困境的原因分析 经调研比较发现，较之与新刑诉法修改实施前，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无明显变化，一直处于低位，造成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限制 证人出庭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英美等国的诉讼案件中，保障证人出庭与当事人进行交叉询问主要是通过传闻法则、对质权制度和直接原则来实现。传闻法则保障了证言的完整、可靠性；对质权的意义在于保障证人提供的是宣誓证言，保障其真实性；直接原则强调法官应当直接取证。交叉询问制度的核心是对质权，美国《权利法案》直接将被告人的对质权归属于宪法性权利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是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其不同于英美国家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审判方式上我国还是庭前阅卷，庭上听被告人辩解，庭后分析并作出判决。之所以没有将绝大多数案件的证人传到庭上作证，是因为案卷中往往已经有证人证言笔录，而且对于重要证人，证言往往不止一份，其证明力丝毫不亚于当庭证言，法院往往通过宣读书面证人证言进行审查，这促使审查流于形式，有悖于当事人主义和直接言词原则，不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现行刑事诉讼模式下庭审中的质证环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法庭控制过多，交叉询问缺乏连贯性。根据交叉询问规则，庭审中一方询问完毕之后，另一方自然获得询问的权利，无需经过法庭的批准。但我国庭审中法官对交叉询问的干涉过多，立法又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交叉询问缺乏连贯性。此外，询问主体不明确。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控辩双方可以询问没有规定，仅以审判长的指令为程序引导存在随意性和导向性，这种程序设置使审判程序独立性功能难以真正发挥 其二，交叉询问制度的核心――对质权并未得到现行刑诉制度的承认。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证人出庭的具体情况作出规定，也没有承认被告人的对质权。《刑事诉讼法》第59条只规定了质证的审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