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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动产继承设立取得时效的必要性研究 　　摘 要 在不动产继承纠纷日益增加，公证失误与公证不能的比例在继承公证中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考虑到继承的隐私性和普遍性、公证程序的复杂性、当事人搜集寻找证据的困难性，取得时效制度应用于不动产继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利于处理年久累积的不动产的继承公证问题、登记问题，解决不动产的归属问题，促进不动产的流通和社会资源的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 不动产 继承 取得时效 物权 作者简介：马宁，中国药科大学药事管理专业，研究方向：药事法规、民法 中图分类号：D92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137 取得时效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是一项重要的时效制度，在海洋法系国家中虽无成文法，但也有类似功能的反向占有和英格兰封建法等制度，但在我国取得时效制度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我国立法迟迟未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原因之一是，取得时效制度无存在的现实价值。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设立取得时效的必要性在理论与实务方面都已达到共识。本文将浅述取得时效在不动产继承的复杂问题中的优势，来体现该制度的现实价值 一、取得时效的概述 取得时效又称占有时效，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以后，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取得时效主要适用于所有权，将“时间”及“权利的行使”作为确定物权归属的判断标准，从而确定权利人并稳定现时的财产秩序。取得时效期间一般采用推定，即只需证明占有的事实，起算点为占有人开始无瑕疵自主占有之时。当满足所有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即：自主占有他人之物；公然、和平、持续的占有；占有经过法定期间，将发生占有人取得所占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同时原所有人丧失对占有人的任何请求权的法律效果 取得实效的制度广泛存在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中，或与消灭时效统一并存于民法总则编，如日本；或分立规定于物权编，如德国。我国《民法通则》仅确认了诉讼时效，并未确认取得时效，2002年我国制定的《民法草案》中第一次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并提出了起算标准，总则第105条规定：“权利人不行使权利，致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公开、持续占有他人不动产经过5年的，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但该草案最终并未实施，在我国起草《物权法》期间，王利明与梁慧星两位学者的专家建议稿均规定了取得时效。王利明的建议稿中在所有权通则部分，用五条来规定取得时效作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梁慧星的建议稿则在通则部分，共用21条来更详细和完善地规定了取得时效的适用客体、构成要件、取得期间、溯及等方面。然而在之后的《物权法》室内稿中，取得时效制度被取消。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中，在第九章-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中，根据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调整并完善了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却仍未提及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未规定于成文法中，除违背传统文化和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外，另一种看法认为类比德国，应用取得时效的案例极少，在司法实践中并无现实价值。然而这种论点忽略了我国法制尚未完全健全，民众法律意识不强的国情。理论上，取得时效有许多重要功能，如：确定财产归属、定止纷争功能；发挥财产利用效率、促进物尽其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信赖利益；降低司法成本、及时解决纠纷。从我国不动产的遗产继承角度而言，仍有许多现实问题在应用取得时效的制度下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二、不动产继承中的物权瑕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拥有了更多的私财产。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及房地产行业的崛起，不动产以其金额的庞大性成为了民众私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在遗产的继承上不动产的继承逐渐成为继承中的焦点 我国继承法在1985年颁布，至今已贯彻实施30余年，同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及之后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批复都具有相当严重的时间滞后性。由于继承法颁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不动产拥有比例较低，因此相对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继承法中将不动产单独列出的情况而言，我国的继承法仅将目前作为民众主要财产的不动产视同一般遗产对待。与此同时在2007年我国颁布的物权法，以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为核心，极大完善了不动产的立法。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虽然在物权法中并未明确指出不动产登记的依据，但根据各地的地方法规和行政条款，目前全国各地房产登记部门基本以合同或遗嘱的公证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院文书作为登记的依据。如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发布的《房屋登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