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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自贸区发展现状分析 　　摘 要：为顺应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应对国内外压力，我国加快实施了自由贸易区战略。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FTA），我国设立的“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园区（FTZ），旨在积极探索政府职能和投资贸易管理创新模式，扩大服务业开放。在对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沿革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厘清我国从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到“新常态”下的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脉络，以及对我国现行四大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现状进行横向比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使其发展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发挥示范作用，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关键词：自由贸易园区；境内关外；示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049-04 随着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呈现出新趋势，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局限性日益凸显，加之国内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我国长期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又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指出，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 目前为止，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国家和地区。其中，已分别与澳大利亚、韩国、瑞士、冰岛、哥斯达黎加、秘鲁、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巴基斯坦和东盟（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等国签订协议的自由贸易区（FTA）12个，正在研究的自由贸易区4个。此外，我国于2013年9月挂牌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FTZ），2015年4月在天津、广东及福建成立第二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作为我国第一批设在境内关外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总体要求及主要任务和措施，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融资领域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以及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均做出规范，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考察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前身”――经济特区的纵向发展，以此为基础对国内现有的四个自由贸易园区进行横向对比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关于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3世纪兴起的汉萨同盟，直到1973年世界海关组织（WCO）制定的《京都公约》（Kyoto Convention），在其“附约”中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了定义，即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税收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3]，就是通常所说的“境内关外”。①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FTA），自由贸易园区（FTZ）更多是属于国家内部区域性的、无须经过谈判、可以自主设立的一种贸易制度安排。从实施范围上来说，FTA带来的政策落差存在于协定国家之间，而FTZ的政策落差则存在于自由区内与境内自由区外之间。此外，对FTZ而言，所在国家（地区）相关规定允许进出口的商品均可自由进出，不具有“排他性”[1]。鉴于各国关于FTZ的译名尚未统一，2008年5月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专门就此问题发文，建议将FTA统一译为“自由贸易区”，将FTZ译为“自由贸易园区”，本文将自由贸易园区（FTZ）简称为“自贸区”[4] 世界经济特区的发展类型按照形式可以分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边境区和综合性经济特区，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自由贸易园区作为经济特区的一种形式，依据经济特区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阶段为汉萨同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初始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以自由港为主导型式，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减免关税等措施，扩大对外贸易，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这一阶段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缓慢、分布地域狭窄、经济活动单一。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以出口加工为主的逐步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际分工的细化，这一阶段自由贸易园区从单一的转口贸易扩大到加工和制造领域，并成为东道国国家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蓬勃兴盛阶段，呈现出功能综合化和形态多样化的特征。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创建自由贸易园区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振兴本国经济的实验基地和示范区，并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简单加工和装备制造为辅的商贸结合的外贸发展模式[5] 二、上海自贸区代替深圳经济特区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远离北京、毗邻香港，既保证了不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又同时具备对外交流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试验出可供推广的如何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模式便是中央对经济特区最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