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雕印本的品类.pptVIP

第四章 雕印本的品类 第一节 按时代区分 一 唐本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何时，学术界尚无一致看法。有人认为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开始雕版印书，主要依据是明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中的一段话：“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採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清代郑机引用并肯定了邵经邦的观点，指出：“可见梓行书籍，不始于冯道。” 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629年）西游印度，十九年（645年）归国，宁德元年圆寂。所以这应是七世纪中叶的事。虽然《云仙散录》已被公认为是一部伪书，这条材料不尽可靠，但唐代佛教徒为了传教，常把像刻在纸上施于四方却是事实，敦煌遗书中就有不少印有佛像的卷子，这也可说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九世纪，雕版印刷术已经流行。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xuan）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625年1月2日）徽之书。 清人赵翼《陔（gai）余丛考》卷三十三《刻书书册》首先注意到这条材料，指出：“‘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歟？”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书，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版矣。”这样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时民间雕印日常应用图书的现象已相当普遍，所以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有云：“准勅：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大概冯宿的意见被采纳了，所以《旧唐书·文宗纪》载：“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 然而政府的这道禁令似乎收效甚微。现在尚存有乾符四年（877年）和中和二年（880年）出的历书，都是僖宗时期的出版物，后者还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显系民间雕印的。这两部历书现均存伦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雕印的书，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呈现出民间实用的特色。 唐《柳训·序》云：“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鑾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根据这段记载，说明唐末成都书铺出售的，大部分已经是雕印本了。 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雕印本，是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印的《金刚经》。它是由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十六尺，完整无缺。卷首，还有一幅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国的说法图，妙相庄严，镂刻精美，是一幅技法成熟的作品。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这一本书被英籍匈牙利斯坦因窃取，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院。 1953年，在四川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发现的，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上刻古梵文经咒和小佛像。这可以说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印刷品了。 不过本世纪六十年代又发现更早的刻经。美国富善《关于一件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报告》（梁玉龄译，《书林》1980年3期）说： 最近，有一项新的发现，如果证实是确凿的话，它将把木板印刷术的历史推前十五年左右，甚至更早一些。1966年10月，一些朝鲜学者在庆州（位于朝鲜东南部，古老的新罗王朝（668——935的首都）佛国寺内，发现一座名叫释迦塔的石塔遭到破坏，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在石塔内藏有一卷印刷的佛经。 新发现的经卷，是厚桑皮纸卷轴形式，轴心是竹制的，两端都涂以光漆。经文长约六百三十厘米，阔六厘米，印刷部分为五点三厘米阔，由于经轴的保存情况较差，不能把它全部展开，因而无法决定它的准确长度。实际上，经轴的大约三分之一已遭到严重的虫蛀；然而，其余部分的情况尚佳。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经文是用一组木板进行印刷的，木板共十二块，每块约二十到二十一时长，经过印刷，然后将纸张粘连起来，成为连续不断的经卷。 胡道静为该文做的注释中说：由于建塔是在公元751年，所以这件印刷品的印成的年代，下限是公元751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汉字译本是弥陀山留居唐王朝首都长安的最后一年译成的，也就是此经的第一个汉字译文。所以这件印刷品的印成年代，上限是公元704年。印品不能超越译成的年代。 富善还说：“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它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如果上述这件印刷品是可靠的话，那么它的出现比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还要早一百多年。现存的东西未必就是首先出现的东西，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