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概论与思考.doc

对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的概论及思考 　　摘要：儒学即儒家学说及思想，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儒家学派将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使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 关键词：儒学；政治社会化；传统文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方式。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的社会政治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并不断传授给新一代的社会成员 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武器，也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众所周知，儒学有“三大主义”，即“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的根本含义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用以维护宗法等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德治”主义就是主张用道德去感化人、教育人。然而，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从善，知道耻辱而无邪恶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等。“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和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在儒学成为政治合法性依据还没受到怀疑之前，国家、清王朝、儒家文化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民族的生存问题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清政府的种种行为，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是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将忠君与忠于国家区分开来。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将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激烈争论，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孙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三民主义，此后，又有香港的《中国日报》、上海的《苏报》作为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政府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儒学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护民族利益的最终目的，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也发生着种种的解体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京城出逃，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能不能和如何将他们的统治维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会舆论也纷纷呼吁变法，在1900年7月和8月连续发布诏书，提出全面进行改革，1901年发布的变法谕旨正式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次，承认中国有许多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学习只是皮毛，要富强必须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清末新政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正是这种目的决定了这只是一场有限的变革，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多少改变。但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并没有达到其真正的目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制度化的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传统政体的解体而逐步走向崩塌 那么晚清儒学政治理念是如何走向其无所容身之地步的？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与控制，在选拔人才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