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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身份角度比较阿袁与张爱玲创作 余 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1483） 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00827005502R41）亚洲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生之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余艳（1981-，女，汉族，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通信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市良路1342号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邮编511483，电电子邮件yuyan0514@163.com) 摘要：文化身份既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又具有差异性与断裂性。作家文化身份的异同，使其作品表现出差异性和相似性。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张爱玲和阿袁的作品具有相似的女性意识，表现为相似的女性视角、女性情感体验以及女性的悲悯情怀；阿袁当代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张爱玲现代职业作家的文化身份，使其作品呈现出时空语境、价值取向、艺术品味的不同建构。 关键词：文化身份；阿袁；张爱玲；女性意识；差异性 一、文化身份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到“后工业”，从“殖民”到“后殖民”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频现，“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等身份问题备受关注和争议。在文化理论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是谁？”以及“我是怎样成为谁的？”。 文化身份由身份延伸而来，关于其内涵及外延，文化研究学者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从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论述如多族裔散居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相呼应的性别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与工人运动相呼应的阶级背景下的文化身份研究等等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族群、性别、阶级、语言等都纳入文化身份的范畴。我国学者阎嘉认为，文化身份的内涵大体有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多重层面。〔1〕斯图亚特·霍尔明确指出文化身份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差异性与断裂性。“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它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2〕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群，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仍具有某些相似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如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相同性别、相同阶级、相同职业的人群，他们因共享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生活环境，从而在意识行为中出现相似的表征。文化身份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稳定性渐趋瓦解。一是文化身份相对稳定的内涵特征出现变化。二是即使同一群体，其文化身份内部仍有差异。同一群体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文化身份的相似性与连续性为我们探讨某一群体的共同文化身份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差异性与断裂性为我们研究同一群体的差异与变化、历史与未来提供了可能性。 二、女性身份与作品的相似性 从文化身份的性别内涵看，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出表现出相似的女性意识。女性作家总体上较少直接关注宏大的社会历史，多描写爱情、家庭、婚姻，大多擅长描写女性心理，或通过对爱情、家庭、婚姻点的叙说，以小点悟人生、见社会大面。这与男性作家有较明显的不同。大部分男性作家并不执着于抒写爱情与婚姻本身，即使同样写爱情，男性作家也是言不在此。鲁迅的《伤逝》，爱情故事终极指向爱情与社会的关系；钱钟书的《围城》，情爱追逐只是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围困的诠释；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热烈激荡的情爱是红高梁般民族性格的表征；陈忠实的《白鹿原》，爱情更多地被表述为女性繁衍后代的使命与男性的欲望满足，等等。纵观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作家，冰心、杨绛、庐隐、苏青、舒婷、张洁、池莉等等，无一不写爱情、婚姻与家庭。即使曾向宏大叙事、理性、男性视角转型的女性作家，如王安忆、徐坤等，也曾在创作早期的较长时期以爱情、家庭、婚姻为主要题材，站在女性角度抒发人生情怀。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以及所谓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卫慧等新生代作家，更是以其私人性话语与女性的个体体验突显了女性意识。 阿袁凭借《郑袖的梨园》、《鱼肠剑》、《子在川上》等10余部作品，得到文坛的一度关注与好评。评论家藏策曾评阿袁的小说独具张爱玲式的神韵。〔3〕相同的女性身份，使她们的作品在“女性意识”方面有相似之处。 1.女性的视角 女性的视角，即是以女性的角度来看世界。较男性而言，总体上偏感性，更关注现实和细节。从时间维度看，张爱玲生于1920年，主要创作于40、50年代。该时期的现实社会新旧交替，战乱频繁。文学界革命文学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并驾齐驱，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同时并存，文学主流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为民族解放大业而努力。此时的小说界，姚雪垠撰写抗战题材的《长夜》，茅盾忙于社会剖析与世情讽刺，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