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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农户”必须改革 作者：陈海燕 《南方农村报》专稿 改革开放初期，“公司加农户”模式应时而生，它给农民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有人预支生产成本、帮忙应付市场、提供技术服务等等，这对适应市场能力差、缺乏资金技术、致富无门的农民而言，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二十多年来，“公司加农户”模式对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少农民在与公司合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公司抗衡的能力，少有话语权，盈利空间有限。 正当此时，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农业税减免，工资性收入增加，城市化飞速发展，农民进城渠道拓展，他们也对收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加农户”模式已难以满足农民增收的新需要。其中，公司的逐利性和农民增加收入的需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长期以来，公司利用自己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和市场信息的全盘掌握，采取各种手段将农民的收益控制在较低水平，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很低、专业知识缺乏、会计概念模糊，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本应在市场面前地位对等的农民与公司几近依附关系。 这种关系笼罩整个生产链条，对农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都十分不利。首先，“公司加农户”模式不利于培养农户的市场能力和自主精神。由于这种模式下农户的生产、销售大都由公司包办，农户一直生活在襁褓之中，缺乏主动性，更谈不上应对市场能力的提高。其次，“公司加农户”模式不利于生产技术进步。以种养业为例，公司也许有较强的意愿对本身的生产进行技术革新，但对于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革新不很关心，只关心合作农户的数量，而农民由于知识经验和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大都还停滞在手工劳作的水平，难以提高技术含量，生产效率提高缓慢。第三，农民的组织能力得到进一步削弱。在“公司加农户”模式中，农户主要与公司打交道，为公司负责，长期难以同其他农民进行农业领域的合作，不利于培养农民的组织性。 不过，“公司加农户”模式困扰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利益分配机制。一旦农户与公司形成依附关系，农民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公司和农户如何分享利润没有任何成文规定，完全是市场博弈的结果。农民的收入与公司所获得利润不成正比关系。多数情况下，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了利润的产生和分配方式，农户所能得到的平均利润是公司给出的最低值——维持农户继续合作的最低利润。有远见的公司，如温氏，在自己面临短期亏损时与养户分担部分风险；但公司获得丰厚利润时，与农民分享者少之又少。 实际上，很多“公司加农户”中的企业，都将农户看作是自己种苗、生产原料的销售对象，农产品的销售一方面是他们把赊销生产资料变现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公司利润的增长点，而非和农户真正分享利润的环节。 在这一模式下，一旦双方发生矛盾，处于劣势的农户始终不敌公司。不仅事前的合同或协议中已严格限定了农户的利益，而且，农户前期在场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额投入一时难以收回使他们对公司方面的霸权敢怒不敢言。 由于国家对多数实行“公司加农户”的公司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如政策优惠、无息或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这些都变成了公司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却无法得到任何实惠。国家对个别企业支持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其结果却是成为企业的私产。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公司与农户的合作成为貌合心离的状态。硕果仅存的一些公司也不能真正起到带领农民致富的作用。广东省有1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其带动的农户却只有100多万户，可见与龙头企业合作不是全省农民致富的主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农户自身的实力没有在合作中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生命力，相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成长性远远不够。他们没有成长的方向也缺乏前进的动力，更加缺少向上生长的机制。长期在公司营造的“温室”中成长，农户没有成为参天大树的可能性。 于是，一些人退出来，勇敢地走向市场，一些人与同仁合作，抱团发展。今年7月1日，《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生效给他们带来新的机遇。 法律的颁布不一定意味着农民致富，但是一条新的道路摆在农民面前，农民可以通过组织行业协会闯市场。组织起来后，他们可以积极走向市场，大胆抛出自身的诉求，成为自我发展的新农民。 揭开“公司加农户”的面纱 记者：陈海燕 温氏公司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与农户合作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温氏公司刚起步时，企业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有限。据温氏公司官方网站介绍，在大力吸引农户合作以后，公司的各项事业才开始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温氏公司在对农户“让利”方面口碑甚佳，特别是2003年非典和2004年禽流感期间，它主动承担亏损，应对市场风险，这让它“共同富裕”的宗旨被社会广泛认可、接受。 那么，一家时时处处做善事的企业，是如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简言之，温氏公司为什么有底气在频频为农户让利的同时还保持企业高速发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