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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对国际救援 　　新中国面对国际救援46年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王硕/张旭 　　自从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以来，陆续有数支国外救援队、医疗队出现在灾区，实施救助。同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物资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 　　如今，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拒绝国际援助，到逐步主动接受外援的数次经历，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历程。 　　三年自然灾害 　　谢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2年间，中国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中方之所以谈到原则问题，是因为肯尼迪的粮食援助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美国利益，他想略施小恩小惠，以诱逼中国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虽然肯尼迪的希望落空了，但是中国方面对于美国表示的援助之情已然心存感谢，并为尼克松时代中美关系的好转埋下了一个伏笔。 　　唐山大地震 　　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一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国。 　　7月28日，刚刚接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托马斯·盖茨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称，他已原则上同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帮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他已命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询问援助需求。 　　7月30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内阁提出为中国提供救援物资的报告。报告很快获得批准，日本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日本已为中国灾区准备好帐篷、药品等各种援助物资，随时可以出发…… 　　然而，因为当时的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得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对此，世界舆论感到很惋惜。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社论中说，“目前的形势显然更需要国际合作，但愿中国能够对此有所认同”。 　　西方世界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就这样，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中，中国在遭遇几百年未有的特大地震灾害时，错失了很多国际援助。 　　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来援助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同时，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正浸于洪水之中。受到旱涝齐袭的中国急需救援。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