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需要加速金融转型.docVIP

为何需要加快金融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有了巨大的推进，不过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是银行主导型的，银行业在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行政力量在基准利率、人民币汇率和信贷投放规模等方面仍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新业务的开发和提供仍需政府主管部门审批。这种银行主导和行政管制型金融体系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现阶段已经到了需要实施变革的时期。 传统金融体系亟待转型 2002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通过多措并举，实现了改革的目的，恢复了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系是政府主导型的，在改革开放30年中具有两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是工业化战略成功实施的重要支柱。通过行政管制下的低利率和向特定产业倾斜的信贷配置，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提供大规模廉价资本，促使中国快速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它与二元经济结构造就的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起，成为中国工业化战略取得成功的两个强有力的支柱。 第二，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有效动员金融资源的功能，对中国渐进型经济改革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出现了20%上下的通货膨胀。在此转折时期，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正利率政策，吸收居民储蓄存款。储蓄存款总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8年3月的4.8万亿元，其中92.5%进入国有银行账户。在这里，银行体系部分代替着税收制度的功能，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部分代替着政府财政的功能。银行体系的政策融资功能，使中国避开了其他市场化改革国家随政府财政实力削弱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陷阱。通过促进外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维护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经济的稳定，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再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消化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就业压力，中国渐进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然，渐进改革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过银行体系实现了跨时期的后移。这就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积累起一定数量的不良资产。加入世贸组织后，卸掉国有商业银行的这一历史包袱，创造中外银行平等竞争条件，成为2002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央政府通过不良资产剥离、中央银行再贷款、财政和外汇储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融资以及存贷款利差补贴等多项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改革的目的，恢复了银行体系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 不过，金融体系潜在的问题已日渐凸显。体现在：第一，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整个社会资源的运用仍然相对低效。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社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运用最终必然反映为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积累。利率作为资金成本，成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门槛，由于利率长期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其对投资项目的筛选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此外，银行放贷利率除了需要弥补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外，还需要弥补相应的信贷风险成本。中国的低利率导致风险补偿功能的缺失，从而使银行在放款时产生强烈的低风险偏好，给所有制、政府背景、企业规模、抵押品和社会关系亲疏等因素以更多的考虑，结果出现信贷及其所支配的社会资源向房地产、国有大企业等项目倾斜，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并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扭曲，资产泡沫的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 第二，金融业呈现结构失衡的低效率增长。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金融发展扭曲为结构失衡下的规模增长。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已从1999年12.3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2.5万亿元，但是融资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中的贷款占比从2000年的 76.3%增加到 2007年的80%，股票和债券融资的发展十分缓慢。10余年前提出的非国有经济在融资上的“倒三七结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金融的过度行政管制堵塞了金融创新的空间，阻碍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并给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融资瓶颈；同时也抑制了城乡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机会。二是金融运行仍处于低效率状态。以银行业为例，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从1995年7月的 1.08%提高到 2007年 3月的3.6%。以存贷款利差占贷款利率比例衡量的银行中介成本则从 9%增加到56.3%。由于银行金融GDP相当于存贷款利差与信贷规模的乘积，利差越大，金融GDP越大，但它实际反映的是银行体系运行效率越差，而不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比国际平均水平多2个百分点。2009年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