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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医学思想中的集体主义指向性 　　摘要：从服务的集体主义对象性、来源的集体主义流向性、功勋的集体主义归属性、诊治的集体主义逻辑性、借鉴的集体主义现代性等五个方面来看，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具有集体主义的当代价值。东方医学之所以生命力顽强，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其亲民性的特征。东方医学在服务对象的低阶层性、对象经济承受力方面是第三世界穷苦阶层的朋友而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天敌。传统医学的集体主义指向性使得中草药的廉价和来自自然能够保卫第三世界国家穷人，从而能开辟中医中药复兴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中医；东亚传统医学；集体主义指向；反资本 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在近现代实证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医学的冲击下，颇有自暴自弃的当代集体心理。随着全球关系的发展，各种经济资源被跨国资本所操纵。而医药则更被视为“专利”的智力载体，设置了人群收入的经济门槛，使得全球范围内那些卫生条件较差的群体反而无法获得急需的药物。尽管最贫困的第三世界人群能在悲惨的境遇下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无国界医生等组织的帮助，但限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些帮助对于患病人群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该奖项有用西医的标准来给中医药确定方向的嫌疑，但本文仍然认为，由于该奖项明确的象征性意义，可以认为，集体主义的东亚传统医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少地谈及东亚传统医学的这个特点。本文旨在揭示以中韩医学为代表的东亚传统医学集体主义的指向性 一、服务的集体主义对象性 在中医和韩医的古籍中，无不强调医学的功用是“经世济民”。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医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形成。被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人应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生活在动荡的东汉末年，此时战乱频发，瘟疫流行，民不聊生。张仲景通过对民众疾病的诊治写就《伤寒杂病论》。唐代“药王”孙思邈秉承道家大慈理念，志存救济，被认为医德最高。明朝后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也怀着服务大众的理念而撰书。可以说，延续到今天，“现代中医药是在不断汲取民间中医药滋养的过程中成熟发展起来的，建议开展民间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项目及传承人评选活动，更好地让中医服务人民群众”。朝鲜东医学许浚《东医宝鉴》。2009年7月31日该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医学著作。韩国文化遗产厅2009年认为，《东医宝鉴》在世界上率先体现出国家对大众提供医疗服务的理念。无论是中医的发展过程，还是《东医宝鉴》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服务逻辑。中医在服务的方式上，以医学家的个体来践行“救世济贫”的理念，以个体服务于集体；而以《东医宝鉴》为标志，体现了政府集纳传统医学精粹服务大众的集体主义逻辑 二、来源的集体主义流向性 东方传统医学，无论是中医，汉医还是韩医，其共同特点是医药典籍带有合成性、整体性。在《内经》、《本草纲目》、《东医宝鉴》等东方传统医学典籍中，更多地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而所谓的“作者”严格意义上只属于编者。即便是《伤寒杂病论》这样的名作，也带有在集体医学经验进行再次提炼的内涵。据记载，东汉建安年间多次爆发瘟疫，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地借鉴其他医学家的治疗经验，结合个人的经验进行验证和提升，从而形成了《伤寒杂病论》。东方传统医学中那些经典的“个人医学专著”，都来源于民间的病人亲身的体验和尝试。可以说，无论是集体智慧的医药典籍，还是个人色彩明显的著作，无不体现了“来自民众，用于民众”的集体主义流向性 三、功勋的集体主义归属性 东方传统医学以服务集体为对医学家的一种历史的功勋和荣光。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和朝鲜半岛的史书中记载的尤为明显。例如张仲景，刘知几说“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医说》言：“（张机）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也”。正因为张仲景救世的功用，至金代刘完素称其为“亚圣”，逮及很晚的明清更是冠之以“医圣”之名 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史书记载外，东亚地区的民众多以不同的方式记载那些对公众福祉有益的医学家。例如扁鹊治愈了大量疑难杂症，因为“扁鹊卢医”用于指代“正统神医”。“杏林”之称谓则是源于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三国时期董奉。“苍生大医”指代医德高尚的医生，缘起唐代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若有疾厄（灾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虑吉凶，护措身命。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成苍生大医”。西汉苏耽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疾疫的乡邻，活人无数，被后人称道为“橘井泉香”。“杏林春暖”、“悬壶济世”、“橘井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