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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的思想史追溯及其当代异化表征 　　摘要：霍耐特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获取逆溯性渊源基础上构建了以爱、法权和团结三位一体的承认学说。然而，由于他过多强调如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消除反抗的动机，拒绝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性打击，从而注定了其承认理论无法超越马克思。通过抓住无产阶级和哲学这两个武器，承认能够在共产主义共同体框架内获得实现。然而，承认的实现受制于主体手段化、主体片面化、主体抽象化、主体冷漠化的限制，这需要不同理路的现代超越 关键词：承认；异化；马克思；表征；超越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5.0035 承认是共同体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伴随着人们对世界以及人对人的地位的觉解，一经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拉入到哲学域间，对于什么是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等承认问题也就出现了。然而，国内学者对承认问题关注的较少，即使有所涉及也仅局限于对黑格尔以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行简单的评述性解读，远未达至精耕细作的程度。因此，从思想史角度挖掘承认理论并阐述承认在当代的异化表征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能够推进当代政治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一、承认的思想史回溯：哈贝马斯、霍耐特和马克思 虽然真正将承认学说纳入理论体系的是霍耐特，但要揭示承认理论的渊源无法回避哈贝马斯。诚然，黑格尔是承认理论的奠基人，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似乎更能为承认理论提供直接的逆溯式图景，这与其说是霍耐特在秉持他的老师哈贝马斯的旗帜，毋宁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真正地渗透着承认学说的基质 哈贝马斯试图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人类交往的诸多范式，他的交往学说担负着双重使命：不仅要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之社会性和规则性缺场这一问题，而且要竭力规避福柯权力框架内主体在强大的外在权力下孤寂而艰难的生存情势。哈贝马斯基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情形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一范畴，他想通过交往理性的设计消除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猜疑、嫉妒和憎恨等非理性情形。以此为根据，哈贝马斯区别对待了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是最具合理性的，它以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目的，“哈贝马斯强调在交往共同体中实践话语对人们之间交往沟通的作用，强调实践话语不是独白而是对话，话语行为本身就是交往行为，其中包括交互性主体结构，人们通过话语来交往，首先必须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并藉着话语达到理解和一致。”[1] 但哈贝马斯抽象地理解了交往行为，霍耐特说：“不论是自我的形成还是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获得他人的承认，社会的不合理压迫和统治是通过人遭受到的屈辱被揭示的，因而，社会批判理论应该把抽象的道德语言转译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类行为的道德动因。”[2]即在霍耐特眼中，他并不认同哈贝马斯的处理。诚然，霍耐特作为哈贝马斯的学生在建构承认学说时有很多方面取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继持哈贝马斯那种主体只有在同主体的交往中才能获得己方的主体性路径，但他也表明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狭隘性。首先，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谈伦理即使能够屏蔽康德伦理学的超验特质，但其商谈伦理的规范性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商谈本身可能无法使规范性共识从最终意义上获得达成。其次，哈贝马斯没有从具化的角度理解人类的交往行为，他只是从非常抽象的层面对交往行为进行了界定，以至于哈贝马斯把“权力和规范”、“生活世界和系统”等进行了虚假地分割。再次，哈贝马斯尚未把交往范畴同人们相互承认的心理因素连结起来，从而在他那里，社会心理学基础是没有的 霍耐特刨除了主张交往行为价值中立的观念，从深层次上考察驱动人们愿意交往的因子。在霍耐特看来，交往主体必须内摄自主性和平等性，但这种特征并不是哈贝马斯认为的只是前提，相反，它们是不同主体间互相认同的结果。之所以能够促使人类进行承认，那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理有着得到承认的愿望，只有通过人与人间的互相承认，才能建构人们的自主意愿和平等意识。这样一来，霍耐特就以人们交往中的承认和蔑视二者的互构代替了对平等原则的假设，换言之，正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望和蔑视的反对才让人们愿意进行交往和谈话 在霍耐特那里，承认是围着主体间的实践关系而获得铺陈的，他认为当且仅当主体在交往的对方那里得到规范性认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自信和尊重意识方能得到主体间意义上的爱、尊重以及团结等承认关系。可以说，从主体间拥有的三种承认形式――爱、法律和团结，再流转到主体间消极性的三种蔑视形式――强暴、权利剥夺和侮辱，进而试图以“反抗”来获得“承认”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基本逻辑。霍耐特认为，存在着社会冲突的功利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以利益追求为取向，“开始于集体利益的冲突模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