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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辜 正 坤1. 挑战索绪尔：语言文字原来并非任意的那么，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纵向的诱导或者暗示的因素又是怎样对文化产生作用的呢？它在很多场合，是如何表现为一种制约性因素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面临着对语言学本身的一些权威观点的挑战。什么挑战呢？大家都知道，西方语言学界现在占主流的观点（即以索绪尔为首的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是认为语言（包括文字）从根本来说具有任意性。就是说，它的产生涉及的必然因素很少，主要是任意的。比方说，按照这种语言任意性的观点，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命名行为都是偶然的任意行为，例如我们把男人叫作男人，把女人叫做女人，都是随心所欲地叫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素在里边。西方的主流语言学家们从这里边推导出一个公理：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所有的教科书，至少是现行的通行的教科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通常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公理来看待。西方语言学界的某些权威语言学家还认为这个公理是语言学的拱门顶石，是语言学的基础，如果它站不住了，意味着语言学最基本的东西就被推翻了（具体论述请看拙著《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1.2. 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我个人的看法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反。我认为语言、文字，从本质上说来主要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必然性的。语言文字的产生过程，昭示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主体、特定目的等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必然要产生出来的。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产生的大量命名行为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中国人的姓名必然是中国式的，印欧语系国家的民族的姓名必然是印欧语系文字模式所规定了的。当然，它们也有任意性因素，但它们的任意性因素是相对的。它们的非任意性因素，也就是它们的必然性因素，当然也是相对的。可是，任意性和必然性毕竟有一个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那么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次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这中间有一个序列关系。根据我的研究，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随着时间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占主要，后期慢慢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因素的增强，它的任意性才逐渐增强的。我把这种情形叫作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见下图示。）这恰恰与那种“人类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哲学观点相呼应。从逻辑上来看，越是远古的时候，人类越不可能具备太多的语言运用任意性，随便地去创造一种语言或文字。不同的人类只可能就当时的智力条件创造出一种就他们的能力能够创造的东西。换句话说，至少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他们只可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进行模仿性创造。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象大脑智力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当代人这样随便地创造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声音来代表抽象的含义、抽象的内容。要知道这种能力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能力经过若干万年的演进、强化之后的结果。最初的人类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他们的能力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拿象形字的起源来说吧，象形字往前追溯，是什么呢？是图画文字。为什么会产生图画文字？因为语言学家们发现，全世界的许多文字推到极端、终极上去，它们往往都是产生于图画文字，或者说都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才演变为象形文字。汉字也一样，先是图画文字、然后演变为象形文字、再后是形音字，慢慢地演化成我们今天的文字。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本身的的智力发展过程。文字越来越脱离它原来的实物特点，慢慢地从具体的物象越变越抽象化，越变越符号化。语文必然性语文任意性1.2. 图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图中左面蓝色三角形表示语文的必然性因素；右面红色的三角形表示语文的任意性因素。由图所示，可以看出，语文必然性因素的总趋势是递减的，而任意性则是递增的。当然，在实际衍变过程中，各种语文的衍变趋势不是这么规则的。这里只是就其总的趋势而言。其衍变的速度与规模是与具体社会环境所制约下的人对语文本身的具体需求行为的强弱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人的干涉作用可以延缓或加速衍变进程。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语文改革整肃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演变趋势呈不可逆态势。当语文的必然性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时，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上升到最高程度。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语文的必然性因素与时间成正比，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与时间成反比。但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语言文字，例如英文等语文的演变规律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特殊情况。这就是，印欧语系中的若干文种，例如英语中的很多东西并非是完全整体地从自身衍变而成的，它们往往是借鉴过来的，不是一步步直接地从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比方说古希腊语，它就不是自己先从象形文字独立演化出来的，而是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已经是现成的那一套字母，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字母拼合起来符合它自己的需要，慢慢地形成了一套语文体系。这种应用面较广、文化承载量较大的语言文字，因为已经越过了图画演变阶段，从外形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