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侵权问题及法官法律尺度.docVIP

新闻侵权问题及法官法律尺度 　　2010年6月24日。7月13日，某报“鉴藏专刊”先后刊发郭庆祥《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谢春彦《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两篇文章，以间接指向方式就当前走红的范姓画家的技艺拙劣、急功近利、自封“大师”、笔墨屈于钱币等予以贬评。著名画家范曾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两位作者和刊登文章报社诉至法院，该案目前尚未有一审结果。不论法院最终作如何裁定，此案所涉及的报道与评价方式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媒体现象，从侵权司法解释的精神与法官的侵权认知尺度角度作一点辨析，对于理性行使或维护艺术批评权利或许有些微的启发 本案所涉及的批评与事实依据、贬抑表达的合理限度，是批评报道侵权纠纷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关于报道与言论实施侵权的方式，即失实侵权与侮辱侵权，审理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解释虽早有规定，但在法律对侵权方式的认定还比较粗线条，或者说，法律对此规定还不够周廷情况下，媒体批评能否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司法环境，能否卸去某些勉为其难的责任与义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群体理解与适用法律规范的尺度。“批评性报道的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兰州、沈阳、济南、南昌、杭州、郑州、成都11个城市三级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227位法官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批评报道经常涉及的谴责、贬斥态度呈现上，法官理解与掌握的法律尺度更倾向于意见、情绪表达的理智与分寸；法官对媒体从业者处理“客观性”更多地采取“新闻构成要素基本真实即可”的行业标准并不太认同，对媒体因实际条件所限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客观、真实，仍倾向于将苛刻的客观性要求置于优先地位 诸多报道侵权纠纷的司法判决案例表明，涉诉作品未达到司法要求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报道文章仅客观地呈现一方当事人说辞，二是将苗头或动机当作已然的事实来报道，三是事实能否被证明的问题被媒体或作者所忽略。此次问卷从不同侧面对“客观性”进行分解，统计结果显示，法官认同态度与编辑记者存在较明显的分歧。如在回答“如果缺少人直接证明某个事实环节是否真的发生，但这个环节对报道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您对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时：5％的法官问卷选择“借助日常存在的普遍情况或认知经验来补充缺失的环节”，21.7％的法官问卷选择“用一方当事人的说辞来补充缺失环节”，73.3％的法官选择“放弃这个环节”。而编辑记者选择“放弃这个环节”的仅为31％，如果此种情况引起诉讼，被告作者或媒体败诉概率接近60％。采取“借助日常存在的普遍情况或认知经验来补充缺失的环节”、“用一方当事人的说辞来补充缺失环节”处理策略，在法官整体看来，报道很难达到司法所要求的客观状态 又如对“如果投诉者提供的材料通过一般的手段难以弄清事实真相，但就材料反映的事实状况来看，报道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若此种情况下出现侵权纠纷，您对媒体使用投诉材料的做法所持的态度”的回答，71.4％的法官认为“公开报道的做法欠妥”，22.3％选择“确保主体事实没问题的情况下公开，媒体就没有过错”，只有6.3％的法官问卷认为“可以，媒体没有过错”。而编辑记者的回答比例分别为30％、20％、50％。值得提示的是，虽然法官选择“确保主体事实没问题的情况下公开，媒体就没有过错”的为22，3％，但从测试问题所设定的条件来看，就此指标项实际操作可行性而言，法官对此项指标的选择意向同“公开报道的做法欠妥”态度并无多大区别。以上两项测量结果均表明，法官对媒体因条件限制而影响报道客观性的因素，并没有太多地体现出对媒体倾斜保护的意向 就范曾名誉权纠纷案而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涉诉作品指原告“流水作画”的事实性断言如何被证明。作品关于事实宣称，见于以下文字：“当年，有朋友找到我，希望我收购200张他的作品。那时候，这个画家境遇不顺，希望卖掉些画渡过难关。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尺4000元，不那么离谱。我随即打了200多万过去。很快拿到了第一批画，展开一看，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第二次交货前，我跑到他的画室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的是，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每张纸上先画人头，再添衣服，最后草草收拾一番写款，由他的学生盖章。”被告作者要证明自己公开表达的事实主张是客观发生过的，就须证明以下几点：其一，200幅确从原告处获取，且落款为原告。这就要求当年作为中间人的朋友证明原告确实在短时间里为被告画过200幅画；其二，200幅画曾经或现在的持有人口头或书面证言，说明这些画来源于被告作者。至于被告是否到原告画室亲眼见到原告“流水作画”，大量机械性地复制，并非关键事实，因为根据“经验法则”，200幅画在一、两个月时间里出自一人之手，明显有违艺术创作常理。但如没有形成证据链的物证、书证或人证，则被告称“亲眼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