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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泰州学派自我教化方式探究 　　明代中叶泰州学派追求个性解放，向传统名教挑战，充分体现了自我教化的独特性。教化是个体受到某种思想文化或价值理念的熏陶、引导而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自我教化是一种以自主和自愿为前提进行的教化活动。泰州学派在长期的教化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教化方式。 一、泰州学派自我教化方式的理论基础 作为阳明心学的后学泰州学派，直接承接王阳明的“良知”说。良知源出于孟子，《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按照陈来先生的解释，良知是指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陈来《有无之境一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阳明继承孟子的良知说，认为“良知”不学而能，是与生俱来的。同时，“良知”又有超越性，超越时空和个体而存在，是“天下之大本” 泰州学派继承阳明的良知说，强调良知“无论古今”的现成性。在王艮看来，正因为良知是超越于时空的，所以良知又是当下人人都有的。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天理良知说》)良知既然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那么良知就与人为无关，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明儒学案)人欲与良知分离，意味着对程朱所谓的恶也为性的否定。在罗汝芳那里，良知发展成为“赤子之心”，他将“赤子之心”喻为人之本心或人之良知，就是“孩提良知”。而这种“赤子之心”是“亘古亘今”、“不容不泯”的，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一念”之中 这样，承接着王阳明学说的泰州学派将“良知”作为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不为个体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同时，此“良知”又能够辨别是非，是纯精神的实体，因而，个体之人的生存与感知便以“良知”的感知为中心 二、泰州学派自我教化方式 (一)循其良知 在自我教化方式上，王艮力倡率性自然。在王艮看来，既然良知是人人具足的，也是当下现成的，因而个体就不应该因外界的干扰而勉强自己，此即循其良知。循其良知就是人的学习教化活动应该遵循自己的天然自由本性。在自我教化过程中，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任其自然，不要让心滞囿在一个念头、一个事物上。王艮反对朱子的“庄敬”、“存养”功夫，认为朱子的教法违背良知自然之理。王艮《语录》载： “一友持功太严。先生(王艮)觉之日：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日：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费事。” “持功太严”是强勉用功，故意做作，是朱子教法。朱子教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做到“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自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认为人只有做到内外结合，表里如一，才能正己之心、诚己之意。王艮反对这种繁琐的自我修养方式，他要求学生像匠人斫木那样简练而自然，在自我教化方法上，不必“人力安排”，只须率性自然。因此，人们只要保持“良知”自然自在的本来面目，就是成圣，在工夫上也就不需要传统理学的“庄敬持养”，因为庄敬持养就是“人为”。这显然是一种与江右学派相反的工夫论 江右王门学派代表人物邹守益认为，良知的本体特征是“至虚至灵，至清至明”。“虚”言其无形影、无方位、无所不在，“清”言其纯一不杂，“明”与“灵”则意味着良知具有自发地进行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功能。从天命之性与良知的关系来看，他认为，天命之性是良知的内在根据，而良知则是连结内在根据与现实道德活动的中间环节，那么在连结过程中，由于外界的影响，良知的虚灵本性就会受到障蔽，故而要克服外界因素的影响，就须重视“敬”的工夫。因而他批评浙中王门的王畿只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体”，因而偏于“内”，而王艮只重视“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而偏于“外”。故而他认为只有自己的“主敬”才能避免“偏内偏外之患” 王栋也极重视遁其良知的做法，反对用外在知识、规范来束缚自己。他说：“才提一个学字，却似便要起几层意思，不知原无一物，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自朝至暮，动作施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与蛇画足。”(《明儒学案)执意不可为，在“良知”之上再加以“动作施为”，则是与蛇画足，多此一举 在泰州后学的其他人物中，颜钧是一突出人物。他认为“率性之谓道”，人的成长不能以牺牲“个性”为代价，人的德性只有“率性”而修才能真正得到提高。“率”即遵循之意，任其所为，性在此应为良知之性、人之性。罗汝芳在偶遇颜钧后，自述他如何用力不动心于牛死得失的学问，他说：“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颜钧反驳说：“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忽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制欲，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