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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认罪协商制度中争议性问题 　　摘 要 认罪协商，又称辩诉交易，辩诉交易制度的发源，兴盛地是美国。该制度产生后对很多欧美法系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国家，随着刑事程序法律的完善与刑事实体法律的发展，在处理案件的效率下降的同时，犯罪的外延不断扩大，刑事案件不断增加。（程序的正当化导致处理案件的效率下降，实体法律的发展引起刑事案件的增加。①）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制度，如德国的刑事协商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制度。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全部学者都认为案件太多，司法机关负担太大是产生认罪协商制度的主要原因。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根本的原因是法律在追求实质公正的过程中与非公正因素产生了矛盾，例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而认罪协商制度的产生，只是暂时缓和这种难以化解的矛盾 关键词 认罪协商 刑事协商 程序 正当化 实质公正 作者简介：张守宝，安徽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158 一、大陆法系国家产生认罪协商制度的原因之争 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坚持的是职权主义，即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需发挥主观能动性，司法人员法定的义务就是追求案件的绝对的客观事实，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可以说，德国所坚持的“客观事实是绝对不可以交易的”原则与认罪协商制度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德国却产生了与英美国家辩诉交易制度的刑事协商制度。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会向辩诉交易制度妥协？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立法机关对司法实务机关的妥协。是实体法律与实际的司法实务机关发生脱节。以德国为例，在过去的30多年里，德国的实体法律不断完善，随之而来的便是德国刑事案件数量的迅速发展。其中，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增?L速度更是惊人。跨国和国际性犯罪也使得司法事务部门不堪重负，“减负”成为了司法机关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时候，司法实务部门考虑的是在如何在相同的时间内，“解决”而不是“审判”更多的案件。当国家所有的司法实务部门在潜意识里达成一致时，立法机关也不得做出让步与妥协。于是，德国刑事协商制度在立法上得到了认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认罪协商制度是程序正当化的产物。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使得被告人拥有了一系列的权利，被告被程序法武装起来之后，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显得愈发的艰难。②程序正当化降低了司法效率，于是就应当建立一种制度来提高司法效率。认罪协商制度便应时而生。李昌盛教授就提出了“正当程序的悖论”，程序正当化是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实现程序正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司法效率的降低。为了提高司法效率，认罪协商制度出现了。但是，认罪协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降低了法律的实质公正。可以看出，“正当程序”与“认罪协商制度”是相互矛盾的存在 笔者认为，“认罪协商制度”的出现只是为了暂时调节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矛盾。（也就是说，认罪协商制度不像其他制度一样，会长期的保留下来，如庭审制度。一旦认罪协商制度所调节的特定矛盾不复存在，那么，该制度也会随之消灭。）现阶段，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使程序正当化来试图达到追求实质公正的目的。这是一种作茧自缚的方法，束缚住的是司法机关的权力，避免司法机关的权力过大的确能够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但是，当司法机关的权力逐渐减少，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多，最终，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了与司法机关谈判的资格。这是否能够提升实质公正？还很难说 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实行认罪协商制度的争论 中国应不应该实行认罪协商制度？学者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起初，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不应当实行认罪协商制度，认为该项制度侵犯了刑事诉讼中的诸多原则：公开审判原则，直接言证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其他的人则认为，认罪协商制度有着提升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等种种好处，所以，应当实行。现阶段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认罪协商制度，并尝试着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框架，或是借鉴德国的刑事协商制度，或是模仿我国台湾地区的认罪协商制度 笔者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实行认罪协商制度还存有两个疑虑 （一）现在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率”③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实体法律如果想得到正确的实施，就必须依靠程序法的辅助。法律本身所制定的程序就是一种作茧自缚的方法，就是以牺牲司法效率来换取实质公正。例如，一个案件就是事实再明确，也必须依据法定程序来审理，而不能直接宣判结果。实质公正与效率是对立的，二者很难同时提升。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在二者中做有效的取舍 （二）如果认罪协商制度是追求实质公正过程中，推进程序正当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