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然生态智慧及其启示.ppt

中国古代自然生态智慧及其启示 生态问题，也即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于光远《论环境管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生物的生存和进化，既依赖环境，亦影响着环境。同时，环境的变化对生物的生命形态、生存进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环境生态问题的产生，一源于环境系统自身，即天灾，属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源于依靠环境资源生存的生物，主要是人类的活动影响，即人祸。 程颐《养鱼记》 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 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洿 （wū）池，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於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可见耶。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必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河南程氏文集》卷八) 讨论： 1、此文的文意为何？ 2、对此文思想做简单评析。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中国对自然生态问题的较自觉、系统的思考出现在先秦时代，并极大地规范、影响了后代自然生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天人关系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着重强调“天人合一”观、“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认为:“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 钱穆宣称,认识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是他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的“大体悟”,最后、最高的“澈悟”,是自己晚年“对学术的大贡献”。(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又载《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8月)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董仲舒), “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 “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戴震。 人与自己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或原点问题。由于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精神、思维、主体意识的存在物,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又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荀子、刘禹锡、章太炎《天论》。 中国传统哲学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主流是“天人合一”，但不同思想流派各有侧重。 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通”、“天人合德”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孟子、张载、王阳明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如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说、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和王阳明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说。董仲舒一派则是用“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来论证天人合一,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天人合一”观念: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他肯定人有“与天地参”的主体实践力量,同时又强调人要遵循、顺应自然规律,要“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荀子的天人观是一种以“明于天人之分”为前提的“天人合一”论。 道家主要是从人必须因任、顺应自然,取消人为、合人于天的角度来讲天人合一,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道家的环境生态理想 “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庄子·马蹄》)的“天和”、“天乐”的“至德之世”。 二、? 人与万物的关系 人在大自然中是最可宝贵的：“人为天地之心”：“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礼记-礼运》）人为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为何贵于万物？王充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荀子：“人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