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ofSocialCost社會成本的難題.ppt

社會成本問題 社會成本問題的定義 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有分離 私人產值與社會產值有分離 庇古(A.C. Pigou)以傅統分析認為分離意味着無效率(inefficiency)，認為政府應該加以干預。他認為有生產過度及生產過少導致淨損失(Deadweight loss)。 奈特(Frank Knight)、高斯(Ronald Coase)與張五常指出傳統分析大有問題 社會成本問題的傳統分析 社會成本 = 私人成本 + 外部成本 假設一間工廠排放大量污染物，危害附近居民的健康。 私人成本(private cost):工廠、所承擔的成本 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即界外效應，對第三者(鄰居)造成的溢出效應。 界外效應(Externality) 對第三者造成的溢出效應 所造成的影響改變了別人財產的價值但卻不加理會 界外效應可以是好或壞或兩者俱備 例子:汽車發出的噪音 正面的界外效應 社會效益 = 私人效益 + 外部效益 因社會效益 私人效益，造成私人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分歧。所以，會造成生產過少。 例子:受過教育的人禮貌較好誠信較高，但人們作升學抉擇時，只會考慮個人利益，因此私人效益和社會效益會有分歧 生產過少 私人決定產量Qp定於：邊際私人效益 = 邊際成本； 社會最佳產量Qs應定於：邊際社會效益 = 邊際成本； Qp Qs，生產過少，缺乏效益。 負面的界外效應 社會成本 = 私人成本 + 外部成本 因社會成本 私人成本，造成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分歧。所以，會造成生產過度。 例子 : 餐廳廚房排出的油煙 生產過度 私人決定產量Qp定於：邊際私人成本 = 邊際效益； 社會最佳產量Qs應定於：邊際社會成本 = 邊際效益； Qp Qs，生產過度，缺乏效益。 負面界外效應的例子 錫安社會服務處公佈了「香港的問題賭徒及病態賭徒產生的社會成本」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一個賭徒一年的總社會成本超過20萬，香港一年的總社會成本超過800億元；然而政府在2005年之博彩稅收益只有119億元。受訪賭徒平均一生輸掉的金錢約247萬元，一生的社會總成本則為約467萬元；賭徒自己承擔的私人成本295萬多元，強制性令他人及社會損失約172萬元。錫安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李焯仁博士表示：「受訪賭徒因賭博所導致首三位問題是：失業、犯法行為及離婚。犯法行為需政府承擔的社會成本，較容易計算；但失業及離婚，帶來無形的成本如家人承受的精神壓力、生活質素下降、對子女的心理影響等則難以計算。因此，政府不應只關注賭博為香港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必須考慮其社會成本。 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稅，因為邊際私人成本+稅=邊際社會成本 補貼，因為邊際私人成本+補貼=邊際社會成本 立法 政府經營 內部化 高斯的觀點 高斯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石破天驚地闡釋：有了明確的權利界定，在市場交易下，資產會使用在價值最高的用途上。 Coase Theorem 高斯定理 定義: 若產權清楚界定和交易費用是零，則不論產權誰屬，資源分配都是一樣並且是有效益的，再沒有界外效應。 交易費用 高斯定律可以視為交易定理的詳細闡釋。若私有產權清楚界定和沒有交易費用，不管產權誰屬，市場交易會導致相同的資源使用。這就與交易定理的含意一樣。 產權誰屬影響資源使用 當私人合約的成本過高時，權利由不同的人擁有可能會改變資源使用。如果養牛者無權損害麥田便不能養牛；有權的話，麥田的產量會減少 市場不是唯一的選擇 高斯定律的含意並非市場必然較政府干預好。高斯列舉了不少實例來闡釋法庭或風俗慣例如何解決權利衝突。風俗慣例、法庭和政府管制可以補充市場不足，甚至私人合約的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取而代之。在上例中，如果法庭把權利判給養牛者，社會的得益會最高。 「1998年香港葯物濫用之社會成本」研究 (上) 1998年香港葯物濫用的總成本估計為港幣42億2千6百萬。其中約30%為私人成本，70%為社會成本。 總成本當中，屬私人成本的「葯物費用」佔最大比例（30%，即12億7千3百萬）。 佔第二大比例的是「犯罪/刑法執行費用」，屬社會成本，是總成本的25%，而其中4億7千5百萬乃執法刑政體系支出，5億9千5百萬則為因盜竊及其他財物罪案所造成的損失。 葯物濫用為「工作場所帶來的損失」佔總成本的19%，即8億圓，而其中4千6百萬是屬私人成本的收入損失，7億5千4百萬是屬社會成本的生產力損失。 「1998年香港葯物濫用之社會成本」研究 (下) 「戒毒與康復開支」方面，佔總成本的14%，即5億7千7百萬，大部份屬於公共開支。相對而言，較小的成本依次為屬於社會成本的「福利開支」（8%，即3億4千3百萬）、「預防/教育與研究的開支」（1.2%即5千萬）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