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崇源新见楚青铜器刍议.doc

澳門崇源新見楚青銅器芻議 宋華強[搜索該作者其他文章]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首發） 　　2007年4月，上海崇源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澳門分部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展示了一批流散海外的楚國青銅器（以下稱為“崇源銅器”或“崇源某器”），同年第11期《收藏》雜誌上刊載了陳全方、陳馨先生和王輝先生分別撰寫的文章（以下簡稱為“陳文”、“王文”），[1]對這批銅器及其銘文作了很好的介紹和研究。據陳文介紹，這批銅器“計有鼎7件（其中一件在臺灣）、簋8件、鬲7件、壺2件、豆2件、罍1件、匜1件、盤1件，共29件”。其中8件有銘文，包括簋（二、三、四）、鬲（一、二）、豆、盤、匜。簋、鬲、豆銘文相同，記載了與秦、楚二國有關的戰爭事件“王命競之定救秦戎”，可以和其他楚器相印證；盤、匜銘文中則出現了楚王名“酓恘”，是其他楚器從來沒有見過的。所以陳文說這批銅器“極其重要”，是毫不誇張的。對崇源銅器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筆者力所不能的，我們只準備在陳文、王文的基礎上，就這批銅器及其銘文中的一些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時代問題 　　關於崇源銅器的時代，陳文認為鼎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之物，其他則屬春秋早期。王文在把器物形制、紋飾和其他同類型楚器進行全面比較分析後認為：“崇源青銅器應是一個整體，並無早晚之分，其時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而最大可能為春秋晚期。”我們認為王文把崇源銅器定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基本是正確的，還可以再補充些材料。除了王文主要用來比較的淅川下寺楚墓、壽縣蔡侯申墓所出器物外，和崇源盤相類的還有淅川徐家嶺M10：129、曾侯乙墓C147；和崇源匜相類的還有固始侯古堆M1：5、曾侯乙墓C148。[2]侯古堆一號墓屬春秋晚期，徐家嶺十號墓和曾侯乙墓都屬戰國早期。和崇源簋相類的，王文已經擧出昭王之諻簋，但是王文說“昭王之諻簋乃楚昭王（前515～前489年在位）為其母所作器”，卻有問題。“昭王”是謚號，所以昭王之諻簋無疑作于昭王去世之後。劉彬徽先生定在春秋戰國之交的楚惠王時，[3]較爲可信。劉先生以腹有扉棱為春秋中期楚式簋的風尚，而崇源簋皆無扉棱，顯示出其時代很可能晚于昭王之諻簋，則最早也當屬於戰國早期。綜上所述，跟崇源銅器相類的器物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都有。可見單純從形制上看，並不能確定崇源銅器究竟屬於春秋晚期還是戰國早期。王文說：“要最終認定這群楚銅器的時代，最終要的還是要看銘文。”下文我們會通過對銘文的釋讀來分析崇源銅器的確切年代。 二? 關於豆、鬲、簋銘文的幾個問題 　　崇源豆、鬲、簋銘文相同，釋寫於下： 　　隹（唯）（弍日），王命競（景）之定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用作（尊）彜。 王文已經指出，銘文中的“”字僅見于楚文字。另外，“彝”字作，楚王酓璋鐘、鎛“彝”字分別作、，[4]寫法也很相近。不同之處是前者下部從“丌”，而後者從“廾”，“丌”大概大概是“廾”的訛變（兩“又”上部平直相連，中豎不出頭）。漢魏碑刻“彝”字或作（魏孔羨碑），下從“廾”；或作（漢孔宙碑），[5]下從“丌”，可以類比。 　　陳文說“至於銘中所記載的命競去定救秦戎，史書無明確記載”，又提到楚莊王八年伐陸渾戎、觀兵于周郊之事，說“這批銘刻是否與此事有關，尚待研究”。按，楚莊王在春秋中期，和器物時代不合。其實銘文所記“救秦戎”之事是見於其他出土材料的，這就是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出土的“救秦戎鐘”（或名“秦王鐘”）。其銘文如下（暫不斷句）： 　　秦王卑（俾）命競（景）坪（平）王之定救秦戎 此銘雖然不長，但對它的理解卻甚為分歧。[6]黃錫全、劉森淼先生釋出了“坪（平）王”，即楚平王，[7]是一個進步。李零先生結合楚簡指出“景平王”是雙字諡，[8]是又一個進步。董珊先生近來指出“景平王之定”是一個人名，其格式是“氏＋之＋名”，此人是景平王的後人，故以先王諡號為氏，[9]這是第三個進步。董先生還指出上海博物館藏楚大市量銘文中的工佐之名“競（景）之上”，也是以景平王的諡號為氏，只不過用的是簡稱，即古書中的景氏。崇源器銘所記“景之定救秦戎”，無疑就是救秦戎鐘銘所記“景平王之定救秦戎”，前者的“景之定”就是後者的“景平王之定”。這就不但給董先生的說法提供了很好的佐證，同時也給那種認爲救秦戎者是楚平王的觀點提出了反證，因爲如果“景平王”是“救秦戎”的主語，恐怕不可能省稱爲“景”。 　　崇源器銘中的“”字，王文懷疑是“弍（二）日”合文，解為二月，此說近是，但還不夠確切，因為沒有說明是哪種曆法的二月。王文提到傳世春秋齊器國差的“”字，認為“也可解為十二月”，此說不確。“”字還見於2001年湖北鄖縣肖家河春秋墓葬出土的銅盤、匜，董珊先生已經指出這些器銘及國差的“”都是“弌日”的合文，即《詩·豳風·七月》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