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doc

绪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实施以及由此引致的村民自治制度变迁，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农村一元权力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基层民主实践中的反复摸索，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和合法性基础显著提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本处于绝对强势的农村体制性权利主体——村党支部却因权力资源的限制性约束和自身建设中的“四个化”（即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党性观念淡化、思想观念僵化、部分党员干部蜕化）问题，合法性基础日趋削弱，农民的认可度愈趋低下。农村两大正式权力主体（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权力合法性的一升一降，使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农村一元权力结构逐步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内核的“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特别是模式多样化的民主选举，追加了村委会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在长期的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逐步获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各项经济管理权力，这无疑使村党支的传统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于是，村委会与村党支围绕各项权力展开了明争暗斗，“两委”矛盾成为政界学界长期关注并试图解决的焦点问题。农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政治关系在农村社会的延伸，成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微观社会基础”[1]。如何处理好村级党政关系，既是构建和谐农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主题，也是构建宏观制度层面的党政关系无法绕开的政治难题。 不仅如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渗入，加剧了农村经济社会分化，原本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农村内部涌现了一批经济能人（或称经济精英），他们能够利用占有的经济资源借助利益交换机制获取村庄内的影响力。改革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约束的解放，为村庄传统精英（如宗族精英）复出提供了空间，在相对贫穷的江西农村其影响力呈上升趋势。另外，乡村的知识分子、地痞甚至黑社会势力皆能凭借某种资源对村庄事务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共同构成了农村非正式权力的人格代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农村正式权力主体和非正式权力主体间的关系，借助何种制度引导和控制非体制精英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都是在研究农村权力结构时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如农村社会文化类民间组织、妇女发展类民间组织、老年协会、用水户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民间金融组织等民间组织[2]，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普通农民的“原子化”（农民分散状态的形象化说法，农民多以独立个体形式存在，彼此间难以合作，一致行动能力较低）状况，有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强化其政治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正式权力主体必须体认到农民合法权力，并采取制度化的形式真正把普通的村民吸纳到决策过程中。如何制定和执行此方面的制度规范，无疑也是我们探讨农村权力结构制度化调整问题的初衷。 此外，讨论农村权力结构问题当然不能脱离农村的政治生态环境（即农村所处的政治环境，在此简化为乡村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而非命令—服从关系，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村委会大多沦为了乡镇政府的附庸和执行机关，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如何制度化调整乡村关系也是农村权力结构问题的应有之义。 目前，我国农村权力结构正处于一个复杂化的时期：一方面已形成的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还处于制度化试错时期；另一方面随着各种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和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多元化的农村权力结构初见雏型。在此时期，制度供给尤显重要，既要解决制度间的冲突，又要完善和制定相关制度调整各种新型关系。正是如此，如何借助制度调整农村权力结构的问题才极具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基于对各种权力的分析和农村权力结构的判断，笔者简要阐述了农村权力结构研究现状，创造性地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发展史作了三个时期的划分，主要从正式权力内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村级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现状，并提出了对应的制度化调整策略，以图解决农村权力结构中诸多矛盾和困境，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农村的愿景早日实现。 一、农村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权力，就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强制为凭借的社会支配能力。村庄中的权力即村庄中占据优势资源者在促成村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致行动中支配他人的能力[3]。依据权力的来源，大体可分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正式权力合法性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委任或自下而上的选举，在行政村层面主要是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正式权力又可分为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两种：体制性权力即村落党组织权力，其载体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内生性权力即村民自治权力，其载体是村民委员会[4]。而非正式权力则是指农村内除村委会、村党支部所承载权力之外的其他权力类型，其来源包括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富裕起来的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以退休乡村干部为代表的边缘化政治精英、以乡村教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