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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动 　　人口死亡率是衡量人口再生产动态的又一个重要指标。死亡率高显然意味着这个地区人口死亡的机率大，但这必须结合人口的年龄构成来考察，否则就会有假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地区人口死亡率都大大下降了，相比起来，一些原来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其中有一部分近年已明显低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如1989—1990年度，宁夏的粗死亡率在全国各省、区中是最低的，比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都低得多，而后者的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宁夏。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年龄构成的悬殊。 　　众所周知，在人的一生中，少年、青年和壮年时期死亡机率是最低的，而越往老年，死亡机率就越高，无论经济、文化水平有怎样的差异，这一总的趋势是决不会改变的。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总人口中青、壮年比重大，有利于降低平均死亡率；老人比重较大，就会使死亡率抬升。因此在使用“死亡率”这一指标时，要同时考虑到人口的年龄构成，最好将死亡率作标准化处理，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控制死亡的成就。此外，计算和比较年龄别死亡率，各年龄组死亡人口比重或死亡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很有意义。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中国的粗死亡率同日本这样的长寿发达国家十分近似，但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都显著高于日本（表18），进一步改进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人的死亡机率一般均以少年时代为最低（有的文献更指出12岁为最低），死亡率曲线从出生至少年时期逐渐下降，其中度过婴儿期以后下降得最为明显。自少年期往后即逐渐上升，起先缓慢，尔后加速，进入到老年期死亡率上升得特别显著。这—规律在各国都是普遍的，中国各地区也完全类似。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死亡率肯定是极高的。按一般估计，在小农经济以及中国传统的生育观的作用下，古代人口出生率无论如何不会低于30～35％的水平，但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不过只有1～2‰，这说明死亡率也差不多高达30‰以上。直到民国时期情况基本上还是这样。据典型调查，1917～1918年间，广东省潮州的人口死亡率为34.0‰，1923年河北省盐山县为37.1‰，1924年河南、山西、安徽、江苏4省平均为27.9‰，1931年河北省定县为33.7‰。1936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编的《中国经济年鉴》提供了全国的资料：粗死亡率27.6‰，婴儿死亡率156.2‰。两年后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编的《卫生统计》提供的资料也十分近似：全国死亡率28.2‰，婴儿死亡率163.8‰。可以说，直到1949年，这种高死亡率的形势始终没有多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过上了世世代代一直向往的安定生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的改善，其中50年代进步得尤其迅速，医疗卫生事业的水平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迅速普及到昔日的穷乡僻壤，这一切使得死亡率曲线迅速下降，从1949年到1957年，只花了8年时间死亡率就从20.0‰降至10.8‰，速度之快，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少见。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遭遇到暂时困难，在个别地区困难比较严重，死亡率出现了短暂的回升，其中1960年死亡率显著超过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40多年中死亡率曲线上唯一的高峰。 　　从1961年起，随着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死亡率曲线明显下降，1962年只有10.02‰，1970年跌破8‰，此后即一直维持在略高于6‰的水平上，其中1979年的6.21‰为历史最低水平。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增大，死亡率略有回升。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89—1990年度为6.28‰，但死亡重心仍继续明显地向高龄推进。预计今后粗死亡率还要继续回升，到下世纪初可能达到9～10‰。 　　进入70年代，中国已是世界上少有的低死亡率国家之一，在全世界将近170个国家中，死亡率比中国更低的大约不超过10个。在40年代，印度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略高于中国，人口死亡率则大致同中国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到70年代，印度的死亡率只下降了大约10个千分点，中国则下降了20个千分点。尽管中国的人口总数大大超过印度，但从50年代中期起，除1960年以外，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均远远低于印度。1990年，中国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增大，死亡率已从前几年的低谷回升，全年死亡人数为760万人，而印度却高达850万人，平均死亡率大约高出中国0.5倍。 　　近几十年来，中国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都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却大不相同，大致说来，儿童组下降幅度最大，青年组次之，成年组再次之，老年组最小，这一点同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一致的。以1989—1990年度同1957年相比，中国1～4岁组死亡率下降7／8，但75岁以上组却基本没有变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巨大的，但老年组死亡率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却相当小，这固然同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