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影响.docVIP

按高丽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有关古朝鲜记录，韩民族（朝鲜族）在韩半岛建古朝鲜之始初，可能与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从古朝鲜到现在的悠久历史期间，韩、中两国，因其国境邻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在文化方面，韩民族本有固有言语，树立其独特的精神文化，而发明文字之历史比中国晚，故从古朝鲜时候开始，已经接受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形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　　韩国文学史，可分为古朝鲜、三国、统一新罗、高丽、近世朝鲜、现代等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阶段的文学史当中，从古朝鲜到高丽时代的文学，当时韩国还没发明文字，故借用汉字来表记，为此，韩国固有之文学（新罗乡歌，高丽歌谣等）和纯粹汉文学是并存的；到了近世朝鲜第四代世宗24年（1443年），创制训民正音（韩字）以后，才使得用训民正音表记的纯粹韩国文学（时调，歌辞等）和汉文学一起并立发展下来。因此，我们对本题目之内容，要广泛了解则必须对那两个系统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加以考察。但这里只是把各时代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简单地介绍而已。　　　　　　一、古朝鲜时代接受的乐府诗　　古朝鲜人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会作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从汉四郡时候开始的。晋人崔豹《古今注》所载古朝鲜津卒白首狂夫之妻丽玉作《箜篌引》，暗示着那时候的情况。诗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公将奈何。”　　除了这首乐府诗以外，古朝鲜时代的汉文学作品，一句也没有遗留下来。但是，我们注意看这《箜篌引》的作者丽玉之身分，她是一个贱民阶级的女人。贱民阶级的乐府诗已经到了这么完整的境界，则当时一般社会对乐府文学的关心和达到的水平乃可想而知了。　　　　　　二、三国时代接受的汉文与五言古诗　　在三国中，高句丽早一点接受儒、佛、道等先进思想文化，以为国家发展之基础。百济与新罗，晚一点由高句丽而接受儒、佛、道思想，以成就其各有特长之文化。　　举例来说，高句丽开办太学和扃堂等大小教育机关，教五经、《文选》等先进汉文课本，以提高国民教育之水准；新罗融合儒、佛、道思想，以成立花郎徒的“风流”之道，以为三国统一之根本理念；百济接受儒教思想以为百济自己之治国理念，同时把儒教传播于日本，对日本儒学发展有很大贡献。　　三国时代接受中国文学之现象，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接受汉诗之路线；一条是接受汉散文之路线。其中，接受散文之现象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五经和《文选》等；接受汉诗之现象则是直到三国时代初期，还没脱离乐府诗之范畴。　　高句丽第2代琉璃王所作《黄鸟歌》是其代表性的诗作。诗曰：　　“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这四言乐府诗乃是其明白之例证。到了三国时代的末期，则接受中国东汉以后发展下来的五言古诗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的一首《与隋将于仲文》的诗曰：　　“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新罗第28代真德女王呈送给唐高宗（永徽元年，真德遣其弟子法敏以献）的《太平诗》曰：　　“大唐开弘业，巍巍皇猷昌……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全唐诗》卷797）　　这两首诗是其代表性的资料，它们都是雄壮健实，流丽通畅，使我们能了解在三国时代末期接受五言古诗的形式及其发展之情况。　　　　　　三、统一新罗时代接受的五七言近体诗和骈俪文　　新罗，借用唐援而成就三国统一，故与唐频繁接触。其中，载于韩国文学史是新罗王家派遣许多学生去唐朝学习五七言近体诗和四六骈俪文这一史实。朴仁范的七言律诗和崔致远的骈俪文及其他五七言律诗等，清楚地揭示了那时候新罗文坛之实况。　唐游学，28岁时锦衣还乡，以文章名震天下的文人。世称他为韩国文学之开山祖。他写的五言绝句诗《秋夜雨声》：　　“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这首诗，表达当时社会的末世风气和自己的孤寂无依之心怀，使读者感觉到非常悲壮的情感，故自古及今，脍炙人口。他的七言绝句《海印读书堂》表现了他晚年隐遁自适的情况：　　“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画龙山。”　　我们由此可看出，韩国文坛，从这个遣唐游学的时候，才能动地接受中国文学。所以，韩国文学史上，遣唐留学生的历史性意义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新罗派遣留学生的时期，不是盛、中唐，而是晚唐，故留学生们学习并回国传播的文学不是杜甫、韩愈、柳宗元流的健实豪放之古文风，而是李商隐、温庭筠流的浮华纤微之文风。因此，雄壮健实的花郎徒精神渐渐走到衰落之路，华丽纤微的奢靡之风日盛，竟成为一个亡国之原因。　　　　　　四、高丽时代接受的贯道与载道之古文　　高丽（918—1392），由其政治状况，可以分前期、中期、 末期三个时期。前期是从新罗末期下来的文臣执政期（太祖—17代仁宗）；中期是武臣虐杀文臣而夺取政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