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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时代之声 ——论清末民初人民生活的变迁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与中国古老的文化相碰撞，擦碰出五光十色的火花，如新世纪的晨光般洒向华夏大地。但同时，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的对比中，中华古老的文明第一次如此明显地暴露出其因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而造成的腐朽和落后。于是，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 先进的中国人或主张改良，或力倡革命，自觉担负起挽救天下的责任，其中大多数人把目光瞄准西方，期望能够寻求解救中国的良方。当时活跃于社会的各个政治派别在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并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同时，也意识到社会风俗在对人的塑造方面有着巨大的能量。 无论是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还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不管主要意图是救国还是救人，革除陋习，改良社会风气都显得尤为重要。古云：“事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反之，政治的变革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政治变革之际，移风易俗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广泛要求。其表现就在于人民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变迁。 移风易俗思潮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它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深远。它的出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其表现就在于人民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变迁。在学习12、13课后，我们小组对“清末民初人民生活的变迁”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在探究过程中挖掘到课本中未能提及的知识。而我们就打算通过研究人们日常生活最常见的衣食住行来进行深入探讨。 二、衣着的变迁 清末民初，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变革时期，不同的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他们的穿着打扮传递着这个时代的主流音符。在穿着打扮中，变化最快的莫过于城市女性的服饰，通过对清末民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的探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服饰变革后面所蕴藏地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清末时期，女学兴起，女子解放运动也在中国发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女子解放联系起来。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作是束缚女性发展的绳索，是女性处于奴隶地位的标志，号召女性独立要首先从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绵亘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瓦解了中国坚如磐石的衣冠体制。革命成为中国服饰一个根本断裂点和转折点，民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一个服饰开放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城市女子服饰的变革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女扮男装。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的生活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女子要求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秋瑾希望通过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子。当时一些女性活动家也常西装革履着男子服饰。 她们这样做都意在装束方面抛弃女性服饰打扮，认同男性，追求男女平等。在革命者的影响下，女扮男装成为女性风靡一时的流行装束。 2.女学生职业服饰的出现。 随着清末兴办女学，女学人数逐渐增加，加之女权运动的兴起，同男子一样去读书成为当时城市女性的新生活。这些新式学堂大都对学生几乎都提出了不缠足和服饰整洁的要求，具有一定职业特色的学生装走上服饰舞台。此时，大多数女学生的装束是：上身着没有任何镶饰的窄袖袄，长裤，脑后垂一辫，时髦一点的头戴鸭舌帽或者有帽檐的分瓣帽。女学生以新颖统一的着装，成为当时社会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群体。 3.西方服饰的冲击。 经过漫长时间的交融，清末时期人们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对“夷服”的大惊小怪、嗤之以鼻，到如今也见怪不怪了。随着衣袖变短，手套、手笼开始兴起，中国大地上刮起一股强劲的崇洋风，冲击着清末社会。 4.“文明新装”的登台。 民国初年，日本式的改良西式服装经上海人改进而流行，时称“文明新装”。其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摆长不过臀，袖呈喇叭型，长及肘下，衣摆多为圆弧形，略有纹式。裙为套穿式，裙上不施绣纹，初尚为黑色长裙，长及足踝，后渐短缩短，取消褶搁，有时有简单绣纹。这种新装首先在女学生中流行，清纯、朴素的形象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到“五四”时期，白衣黑裙已成为学生典型的装束了。 5.旗袍的兴起。 旗袍既是最具有东方神韵与风采的时装，又是中西服饰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一件圆领大袖、直上直下没有任何曲线的宽松长袍“野蛮杀伐”的印象；三是西方人对于吃过于随便，不够“文化”。 腥膻和生冷是西式饮食的特征之一，初次接触到这类食品的国人对此非常鄙夷和不屑， 同时，西式饮食文化中的“文明”的饮食礼仪让国人耳目一新。《清稗类钞》对此有详细的描绘：“……及进酒，主人执杯起立，客亦起执杯，相让而饮……食时，勿使餐具相触作响，勿咀嚼有声，勿剔牙。进点后，可饮咖啡，食果物，吸烟，并取席上所设之巾，揩试手指、唇、面，向主人鞠躬致谢。” 中国虽然有“食不语”的古训，但到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