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锅庄文化遗产价值新阐释.doc

康定锅庄文化遗产价值新阐释 　　[摘要]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和口述史整理，结合已经梳理的旧籍，将锅庄视为文化遗产范畴内联系古代与当代的枢纽；综合运用城市史、文化人类学、地方学和经济人类学理论，多维度阐释康定城市史的重要文化符号――锅庄的文化面貌，从而得出康定锅庄文化遗产的新价值 [关键词]康定锅庄；文化遗产；新价值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1-0089-05 基金项目：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康定锅庄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3DFWH005.2） 作者简介：夏毅榕（1973-），女，硕士，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川 成都611130一、对康定锅庄的传统认知康定锅庄是融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独特产物。任乃强在《西康图经》里评述道：“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四十八家，最大的有八家，称八大锅庄。……康藏巨商成集于此，此则番夷团结之中心也。”[1]文中提及的炉城①锅庄，不同于康区其他专为商贸而兴的锅庄（如道孚由陕商经营的锅庄[2][3]）；唯康定独有，其为“差”而起②，因商而兴（演变为边茶贸易服务的行栈和中介机构）；巅峰时代官商结合，衰落时期倚商而存[4]；最终消散于20世纪50年代；折射了近500年的川藏边城史。基本厘清了康定?庄演变史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此种锅庄是融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独特产物 康定锅庄是集旅店、货栈、商品中介、衙门、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银号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特有的商业形态。[5] [6] 康定锅庄是藏汉文化交流的场所，锅庄文化的形成，为藏彝走廊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7] 郑少雄引入经济人类学的贸易港理论，认为锅庄主居中代藏商出售和购买货物的文化机制安排使汉藏贸易关系（也意味着汉藏交往关系）得以维持不辍；这种制度化的巧妙安排，使得清帝国用边茶贸易替代茶马互市的羁縻政策，却没有弱化对领土的控驭，帝国与康定的土司、锅庄主等精英一起进行了平衡不同文化共同体关系的历史实践，显示了族群互动的历史智慧，对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资鉴作用。他还指出锅庄也是不同藏商的同乡会馆。[8] 上述认知，分别侧重于历史学、民族学或经济学的视野，立足于时间向度；郑少雄的研究成果虽然跳出了窠臼，提出了锅庄文化机制的新价值所在；但已有成果中，尚无城市史、文化人类学、地方学和经济人类学多角度、后结构的综合视野分析，偏失了文化维度的研究，因而不能揭示康定锅庄这一特殊的复合型文化现象的面貌及价值，也无法将之放置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中，达不到“疏通地方文脉，接续历史，以凸显地方特色文化价值” [9]的研究成效。二、康定锅庄文化的新释读基于已有的资料和研究，结合2013年8月课题组对康定两家锅庄后人所做的口述史笔录，对锅庄文化面貌进行如下新的释读： （一）康定城市记忆中永远的“48家锅庄”，展示了康定作为汉藏重要贸易关口城市的共同文化心理；锅庄承载了绵延200多年的民间文化记忆 晚清“改土归流”之后，新出现的锅庄总数最高达到了60家～70家③，“他们虽然也各有一座院坝，人们也习惯称之为锅庄，但在康定群众的心目中，他们是同48家锅庄有着严格区别的”④。 康定人在口述史的各种笔录中，均固守“48家锅庄”之说，对事实上旧体系中部分锅庄的消失和新锅庄的出现视而不见。另据阿桑约马锅庄女主人安静坤回忆，民国时期锅庄早与明正土司解除了隶属关系，各家锅庄主仍然循百年古例，于大年初一身着定装前往明正衙门拜年，跳集体锅庄舞、敬献新年礼品，以示恭顺和感激。[10]（P.17）同时，在印茶入藏、新型公司业态（如赵尔丰组织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官办中茶公司西康省分公司等）冲击下，已经失去官商结合优势的锅庄，经办的茶叶交易额从1918年到1928年锐减一半[2]（P.81），却毫不影响纯商业目的新锅庄的开业 上述史实，意味着康熙朝以来形成的48家锅庄主正统体系（既有明正土司的亲信、大管家、小管家等各支形成的世家，也有后起的各小家臣）深入人心，而锅庄在清末民初的时代剧变中依然被当地民众视为最适用的汉藏之间、康区与卫藏等不同区域的交往载体，才会出现大小近70个青瓦四合院落的近代城市景观（见孙明经所摄30年代康定城相片[11]），犹如玉块，遍布炉城，顽强地屹立于乱世中 结构人类学主张的文化心理暗示，正好可以诠释上述现象。显然，康区在西炉之役、大小金川等冲突得以惨烈解决后，通过明正土司及锅庄主配合清帝国的安排，以边茶贸易维系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