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doc

报人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 　　从2003年2月起，笔者先后三次对《南方周末》原主编、著名报人左方先生进行采访，下面为访谈的部分内容。 问：《南方周末》自1984年创办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一张报纸。您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能否简要地谈谈《南方周末》的创办背景？ 答：《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叠，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当时南方日报编委会曾经有将《南方日报》扩为8个版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搁浅了。所以《南方周末》可以看作《南方日报》的延伸和补充，“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也是当时《南方日报》新闻改革的一项措施 问：您如何评价《南方周末》走过的这20年？ 答：《南方周末》这20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反思“文革”，进而反思建国之后的历史，再进而反思鸦片战争以及现代史。而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冲破和溶解冷酷、专制这个板块，然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才能够扎根。1983年广东第一批民工潮，我悄悄到火车站去看，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潮水一般的民工，让我感觉到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民工为什么来到广东，一是因为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由于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吸引。我当时想他们的命运会怎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伤痕累累地离开，极少数人将留在城市里成为小老板，还会有一两个人成为李嘉诚、霍英东。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我听到了这个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第二个定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主体读者对象，我把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南方周末》主要的读者对象。我认为，当时中国10亿人口中，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超过8亿人，其中真正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不超过1亿人。启蒙就是针对他们的，必须让他们接受科学民主思想 今天还提出启蒙，是因为“五四”传统的中断。五四的领袖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把它作为武器。而今天需要的是将科学民主的原则还原到知识与道理的层面，通过报纸传达到大众中间。所以在办报方式上，我提出大俗大雅，雅俗共赏。领导将它改成大雅大俗，一定要雅字当头。但是我提倡的大俗不是庸俗，俗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升华，雅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在最初的头版“名人专访”栏目中，我们注意的是将这些名人放在与普通人一致的立场上，我们不去谈民众所不理解的东西，这才能达到启蒙的效果 《南方周末》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从《真理报》模式中挣脱。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像群工部等等，都是直接按照苏联《真理报》模式设置的。这个模式有几大特征：第一，它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第二，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对《真理报》模式的反思，使我意识到实现商品性是突破口。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抓住市场杠杆，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原有的优良传统是忧国忧民、强烈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些东西在市场条件下运作 黄文俞同志是《南方日报》“文革”前的总编，我觉得他是当时广东省不多的懂得办报的人。他偷偷地作过一次接轨，那就是创办《羊城晚报》。当时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要创办一份新报纸，陶铸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黄文俞很为难，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是一个模式的。他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南方日报》“右派”邬为梓，让他帮忙出主意。邬为梓每天晚上偷偷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到黄的家里，最后确定了“五层楼”的方针：在《羊城晚报》上每天一个“晚会”，一盆“花地”，加上一个批评的小专栏，每期四五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