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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宋有波2009045054郑永年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模式》一书中，介绍了他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又是什么。通读此书，可以看到作者没有太涉及理想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作者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来理解中国模式。书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介绍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中学习些什么，读此部分，对我触动很大，因此下文主要针对此部分来讲一下自己的感触。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这里的经验自然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在很久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对新加坡的模式非常重视。邓小平曾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特意强调要学习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在此后，很多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也都曾在不同的场合有相同的表达。而对新加坡模式的学习与参考，下面主要从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进行评述。第一，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同。新加坡一般被人们称为权威主义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对于权力集中本身来说它是中性的，就是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一般说来，如果权力集中就要产生腐败，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而中国与之相比，腐败问题就要严重的多。现存的社会科学理论很少有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而且，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但是如今中国正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是权力的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关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目前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没能彻底摆脱“放权——收权”的循环怪圈。当前中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制度困境。中央集权但权威不足，地方权力不断扩大却无权力归属感。这就让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有权力。在党政之间，社会之间，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矛盾，而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互相消耗掉了。中国看起来非常集权，但领导人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到处都是阻力。中央颁布的政令，地方会打折执行甚至不执行，正如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京城”。因此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中央与地方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问题。近年来由于腐败问题下马的高官层出不穷。虽然中国有各级的检察院，检察院有专门的反贪污贿赂局；刑法上有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行政序列还有监察机构监察局，有监察法、公务员法等；共产党内部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党章和几率处分条例。可以说中国对于反腐在体制上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但是腐败问题依然那么严重，这已经不是体制的原因所能够解释的了。第二，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有所差异。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和社会结合起来。而且新加坡的政党是融于社会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在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此外新加坡的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但新加坡让最优秀的人去从政。所以执政党会从社会中吸收很多优秀的人才来担任政治精英，只要你足够优秀，就可以被邀请入党，为国民服务，他们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列宁主义政党内部论资排辈的问题。虽然新加坡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独大制度，但是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选，因为有很多发对党的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会构成威胁。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而对中国而言，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都没有和社会连接的高效直接机制。如果这些代表与社会及人民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而且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的培养制度会演化成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政党内部培养人才，因此基本上培养的都是些官僚型官员，其中不乏溜须拍马，欺上瞒下之辈。此外中国也是一党独大制度，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不会受到其他党派的威胁，虽然有政治协商制度，并且中国共产党会选拔一些其他党派的人士担任重要职位，但这些都不会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导致执政党没有危机感而不思进取。新加坡的成功，与其政治制度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可以从新加坡模式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