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定关系合同.docVIP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刘世定 内容提要：本文在嵌入性视角的引导下，进入关系合同理论领域。对关系合同的分析，以威廉姆森的合同治理结构理论作为基点。在分析了他的理论脉络和隐含假设后，本文提出了三个假定，即约前关系导入、多元关系属性、对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在新的假设下，首先讨论了合同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之间不同的对应关系，并特别探讨了两者间的结构性摩擦。继而，在关系合同的研究中引入了委托-代理关系，于是“二次嵌入”问题被提了出来，这给再缔约过程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后，以中国乡镇企业组织为例，说明了关系合同理论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意义。 嵌入性：视角与操作性 1、从波拉尼到格拉诺维特 50年代，当主流经济学醉心于以“竞争-均衡”为核心的精巧理论模型研究，而将制度内容置之于脑后时，经济史学家卡尔. 波拉尼发表了他的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这是他继1944年发表《大转变》以后的又一重要论著。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Polanyi，1957/1971）在这里，波拉尼不仅提醒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将政府和宗教作为降低成本的机制与货币、工具和机器相类比，其思路隐约与后来兴起的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契合。这一思路，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提出的以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为基石的理论之间，有着更浓的联系色彩。（诺思，1991） 不过，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波拉尼上面的论述在理论意义上，除了提醒他们注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之外，并没有比古典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告诉他们的东西更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如诺思所言，波拉尼在对经济学家产生较小影响的同时，却对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着很大的影响（诺思，1991，第47页）。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他使用的“嵌入”概念受到特别重视，引发了为数不少的讨论。讨论的重点一度集中于经济行为是否仅在前工业社会里嵌入于社会关系中，而在工业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否日益具有独立性从而是“非嵌入”的。到80年代中期，经格拉诺维特的更为理论化和操作化的探讨，“嵌入性”视角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并成为目前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沈原，1988） 在格拉诺维特看来，主流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由于受到人类行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概念的束缚，因而使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减弱；这两种看似极端对立的概念，都会导致将人作为原子化的行动者来处理，忽略人们之间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的视角——这正是格拉诺维特的主张——，则避免了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的极端观点；运用这一视角，将可以对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中特别关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避免、市场和等级制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解。（格拉诺维特，1985/1997）格拉诺维特的探讨事实上涉及到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行动的视角，即以“嵌入性”视角来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二是在“嵌入”的具体内容上，把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要素，从而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关注领域引入进来。这两个层面使他和卡尔. 波拉尼相区别。在波拉尼那里，一方面，问题没有提到人类行动的基本假设的抽象程度，另一方面，注意的是嵌入于制度，而不是人际关系网络。 提出一个视角，并不等于型塑了一个具有分析力的操作性架构。从操作性架构的角度来看，“嵌入性”可以引导出不同的研究策略。一种策略我称之为“可分析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当我们说“A嵌入于B”时，是将A和B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系统看待，并认为嵌入的机制是可分析的。与此相对的策略可称为“不可分析策略”。在这种策略下说“A嵌入于B”时，恰是反对将A和B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系统的观点，强调面对的是不可解的一体化事物，从而嵌入机制是不可分析的。我认为，在格拉诺维特1985年的那篇讨论“嵌入性”问题的著名文章中，操作性研究策略的路向是不清晰的。当他认为经济行动是受人际关系网络的约束，并认可理性选择作为工具性假设时，倾向于“可分析性策略”；当他把承认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并特别关注制度实施过程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分析也归入“原子化行动者”设定,而从“嵌入性”视角而加以批判时，又表现出“不可分析策略”倾向。本文以下与嵌入性有关的分析，将仅在“可分析策略”下展开。 采用可分析策略，自然要求概念清晰和命题的有界性。格拉诺维特把自己对“嵌入性”的讨论限定在人际关系网络的范围之内，而且强调他所进行的是一种“近因”分析，便是力求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