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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儿童电影的娱乐性与教化功能 浅析儿童电影的娱乐性与教化功能 　　一 前言 　　减负一词,早已被国人所熟悉,其概念内涵即指要减轻少年儿童的学习负担,把不该承担的过多课程与知识统统摒弃,让孩子们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态去接受教育。然而,提倡减负的教育界,因为拿不出带有权威性的科学论证,判定什么知识可以成为减负对象什么知识可以帮助孩子成长,以使减负成为空谈。这样的尴尬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儿童电影创作中。因此,探索儿童电影独特的审美特征,对儿童电影的娱乐性与教化功能进行梳理,确定其娱乐本性,为儿童电影减负,才能使儿童电影在电影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在世界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为中国及世界儿童提供美味的精神食粮。 　　二 中国儿童电影的认识误区 　　1 忽视儿童电影的独特性,硬性纳入主导文化 　　长期以来,中国儿童电影的性质与成人电影艺术一样,被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产物来看待,同样接受政府的监管,纳入主旋律电影之列。所谓主旋律电影,就是从投资、创作到观赏,都由政府包办,以直接传达国家主导意识为宗旨。主旋律电影把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无限的放大和强化。其文本形态、阐释话语、传播方式和文本内涵,都要纳入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代表当时的官方说法,具有系统性与权威性。电影生产需要巨额资本,最不容易获利的儿童电影只能依靠政府投资,自然也就被坚定地纳入到主导文化中,并按主旋律影片的政治性、道德性、传统性和主导性去规范和强化其教化作用。 　　然而使得中国的儿童电影一开始就承载着启蒙的重担和教化的责任,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溯其根源是在千年沿袭传承下来的牢固而稳定的封建文化思想,以及灾难深重的社会生活现实上。 　　1923年,中国民族电影的先驱郑正秋先生创作了中国策一部长篇正剧电影《孤儿救祖记》。该剧被称之为我国第一个艺术剧本,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儿童电影剧本。对此,著名导演、艺术家和史学家郑君里先生在他上世纪30年代所写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做出了评价。他说,《孤儿救祖记》剧的出现,不仅开拓了儿童教育的题材领域,也创立了一种基本的电影形态:教化电影。他还说,郑正秋先生远继儒家诗论的教化精神,近承五四启蒙思想,强调电影能够代表群众心理,表现新人生的真正意义,要求电影要为教育家庭、教育社会而拍,创作者的教育目的与电影的教育功能相一致。这部电影对人性的教化功能,使其获得中国自有电影以来的最高卖座纪录。这种传统观点由于长期得到统治者包括民众的认可,就一直承续下来。从解放后拍摄的如故事片《祖国的花朵》、动画片《小猫钓鱼》等儿童电影的内容看,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教化意味。 　　如今,中国的成人电影已经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突破,纯粹只有娱乐性质的如冯小刚的某些贺岁片、宁浩的疯狂系列等,已经被电影主管部门所放行。但最需要娱乐性的儿童电影却依然没有多少改变。2000年由周友朝导演的《背起爸爸上学》,讲述了一个自幼丧母的农村孩子石娃,为了照顾摔伤瘫痪在床的父亲又不耽误学业,决定背起父亲上学。电影对孝道的教化非常明显。此外,陈凯歌虽然在1984年就敢于突破主旋律战争片英雄献身救国的俗套,拍出《黄土地》,但在2003年导演《和你在一起》的这部儿童片时,却还是循着教化电影的基本形态。可见长期形成的儿童片的创作模式,要想改变还真不容易。 　　据统计,中国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现在每年生产5部影片,平均每部只能收回成本的20%。有的影片甚至刚出产就被放进库房里。原因就在于这些电影不能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在主旋律电影强调教化功能的约束下,国产儿童片确实存在假、说教、缺乏童趣的问题,影片过分强调教化,样式单一,正剧多,悲剧多,而喜剧、闹剧、歌舞剧、科幻片甚少。很少有类似上海市进才中学的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喜欢看反映青春校园生活的、有娱乐性的、教育味不要太浓的影片。 　　2 创编者俨然一副意识形态教父的模样,完全忽略儿童的心理需求与审美趣味 　　把儿童电影归属于主旋律电影,就规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教父的身份。有了这样的认识误区,创编者只从大人的角度来拍电影,完全忽略儿童的心理需求与审美趣味。因此拍出来的东西不贴近学生的实际,缺乏创意。学生当然不愿意看,自然国产的儿童电影就没有票房了。拍儿童电影不赚钱,投资者和拍的人越来越少,影片质量也随之下降,市场也就越来越小,从而束缚儿童电影的发展。国内每年仅政府资助的儿童片就有20部,但是其中能正式进入影院上映的影片比例寥寥无几。之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将原因归结为海外大片太多,国产儿童片根本挤不进档期。但从2004年六一节的状况来看,在根本没有海外儿童新片竞争的情况下,国产儿童新片仍然仅仅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线人士的牢骚可能会揭开其中更深一层的原因:国产儿童片就是给了它们档期,也不会有什么票房,孩子看咱们的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