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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形势与政策 2017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如何?经济的形势与政策怎样?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孔径源教授来为你解读和预判2017年经济形势和改革发展政策。 第一，在经济增长趋势方面，由于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因素还会影响长远，经济运行依然处在缓中求稳、继续探底的过程之中。 从供给侧看，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开始递减，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城镇新增劳动力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传统产业发展受限，适应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就业岗位提供、技术路径选择还需要一个过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理念的形成及政策措施的部分落地，廉价土地供应机会不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资本积累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长期粗放增长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加快凸显并亟须内部化;低成本优势成为过往与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低迷及杠杆高企同步出现。 从需求因素看，以房地产供求关系变化为标志的所谓“长周期拐点”开始显现，除一、二线城市较多地依赖杠杆膨胀、投资需求支撑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几成过剩产能。产业链中的下游产业市场需求变化，制约了上游产业尤其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收入与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传统制造业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市场低迷不振，对外向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形成巨大压力。 第二，在体制改革方面，当前甚至较长一个时期，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或景气追求过程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应该清楚，曾经创造我国“经济奇迹”的体制遗产潜力基本释放完毕。包括当初数量巨大、相对廉价的产业工人或产业后备军;通过土地征用制度廉价地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发展及其他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土地用途改变而溢价巨大的财政收入或建设资本;政府对矿藏资源、金融资源、环境资源等几乎所有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集中控制以及价格或成本抑制;加上普遍低收入水平及短缺经济状态所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空间，以及打破长期封闭状态后的经济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增加的外部需求和日益拓展的市场边界所产生的巨大开放红利。在其他转轨制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或由于追求“政治正确”、迅速而彻底地扫荡公有制、重新回到生产要素细小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原始起点上，或本来就长期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社会化大生产及产业结构变动的束缚，使得这些国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成本居高不下，利益格局洗牌艰难，经济增长表现平平。曾经的制度遗产潜力充分释放之后，今后的中国，几乎要在同等的市场条件下，一方面与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竞争，一方面与科技优势更为明显的发达国家竞争。传统的低成本因素不再，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今后竞争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能否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形成新的市场竞争能力。 另外，兼顾经济景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容易顾此失彼的高难度选项。对于市场成熟型国家的供给主义政策而言，或许主要集中在包括所谓“拉菲曲线”即边际税率逻辑在内的税负减轻政策、或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内的管制放松政策、可以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以及西方国家每逢经济周期、经常予以使用的以增加就业和收入弹性为标志的福利约束政策等。对我国的适用性，至少包括调整税费结构与综合税负水平，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开放垄断领域与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增加国有企业的就业、收入与福利弹性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体制转轨型国家来说，可能是任重道远的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的结构性重构和市场体制完善。并且还会受到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扰动。如经济景气追求可能延缓、拒斥结构性调整，甚至加深资源错配和结构性矛盾;短期需求目标扭曲长期制度安排乃至阻碍必要的制度供给等。外部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如近期出现的“特朗普新政”，也可能会在某种层面或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内改革和发展政策等。 第三，在宏观政策方面，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开始触及需求管理政策的风险边界。 从“宏观政策要稳”的角度，审视2016年、进而影响2017年的宏观政策，其风险因素的具体表现是：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债务水平或赤字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警戒线;货币政策受到“资金荒”、“资产荒”的交互掣肘，流动性陷阱及杠杆率潜在上限露出端倪;投资政策以高倍杠杆刺激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事业投资，可能会诱发新的产能过剩、抑制未来需求以及产生政府投资挤出效应;转型期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影响到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流动性上的脱实向虚问题;长期积累的收入分配、城乡地区差距等体制性矛盾明显地扭曲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场表达，消费需求颓势显露与结构性短缺并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