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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地上战役》双重悲剧性 　　摘 要：在《洼地上的战役》创作时期文学很大程度上在向政治导向靠近，主要体现在塑造的都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但《洼地上的战役》却突破固定的写作模式，塑造的是更真实更接近生活的平民英雄――小士兵形象 关键词：批判；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程冬霞（1990-），女，汉，文学硕士，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I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1 50年代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国人兴奋不已干劲十足国家百废待兴，而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为保家卫国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而朝鲜面对的敌人是号称“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因此，鼓舞士气也成了政治对文学的最高要求。而思想觉悟高，一切服从党，一切追随党的人物形象，就成为理想的范式。作品中的王应洪一出场并不是以一个成熟的，果敢的，光辉的人民战士出现，相反，从他一开始很鲁莽地抓住王顺队长，演习时没有十分娴熟的作战技巧，不知道选取最有利的地形来遮挡自己，再到后来在现场上表现出的紧张不安以及后来面对金圣姬姑娘的感情表现出的那种“甜蜜的惊慌”，及后来对母亲和金圣姬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想象的思念。成为后来批判者诟病的把柄，以此批判王应洪政治觉悟不高，因为他参战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国家繁荣安定，而是停留在自我对亲情、爱情的贪婪和欲望，流连沉迷小家，整部作品充斥着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其次，军队里纪律是军人战士至死也要遵守的金科玉律，而小说中对王应洪经历的爱情的这一情节的心理反应变化又体现出他对部队纪律的漠视与信念的动摇，一开始王应洪作为一个合格的战士面对爱情有意识的抵抗、排斥，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证明自己的清白，事事都会主动向队长王顺报告，但到后来却忍不住留下那条绣有自己和金圣姬名字的手绢，并且将它放在胸前，，再加上几次无意识想到金圣姬，这在军纪如铁的部队里算得上是藐视法律了，这当然又给了批判者抓小辫子的机会了 我认为批判者除了针对以上几点发出批判，还有一点是常会被忽略的作者的用心，或者说是被人们误读的，就是王应洪之死的安排。其实观察在当时的很多作品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都是无私奉献，敢于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英雄形象，他们的政治觉悟高，信念坚定，像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黄文远同志》，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仿佛是从出生就已经具备了那种生而一切为党、一切听从党、一切追随党的光辉灵魂，他们的生存背景也是单调而统一的同志和敌人。面对同志要友爱，面对敌人则是消灭。人物刻画单一，完全忽略他们个体为“人”的这一方面了，所以今天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它们已经称不上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了。但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它们却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尤其是这些高大全的主人公最后英勇牺牲的结局更是让他们的形象光芒万丈。笔者所说的《洼地上的战役》的误读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评论者错误了解读了路翎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几乎都以政治口号、命令、文件的形式来要求作家服务于政治了，而作为一个有经验，成熟的作家，路翎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谁都知道，谁要是为了表现自我，写出一点出格的东西，必然会给自己招来横祸，政治环境需要高达还是难过的高大全的形象，作家们也就会主动或者被动的写出一些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了，就像上面说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黄文元同志》等。因此，路翎在自认为政治可以接受的“出格”（在作品中有度的表现个人）范围内有意识的像主流靠拢，也想塑造出一个最后为了大家舍弃自我、舍弃爱情的英雄形象，但由于当时压根就不崇尚表现自我，更不允许表现爱情的社会环境下，路翎便犯了众怒。人们批判他在这里表现除了个人主义、小资情调、甚至还有萎靡的、逃避的倾向，本来在战场这样严肃的场景中安排爱情这种小情小意的“小事故”在当时就已经被认为亵渎神圣了，然后而作者表现了爱情后又让战士去逃避责任直至达到最终的逃避――死亡。这会给人一种靡靡的、消磨战士都值得负面情绪，这可能就是作者的设想和当时的领导层在对作品理解上的偏差，所以最终作品收到了批判 二、剧情的需要 作品就这一场恋爱安排在战场上，而且是异国他乡的战场上，作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军民、中朝一家亲的思想，只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爱情是根本没有生存和成长的空间的，假如作者最后安排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在一起了，那么是王应洪留下来，还是金圣姬跟着王应洪回中国呢？这和中国军队要求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显然是不符合的，如果说让金圣姬回中国，那战士出门打仗，回来却带着媳妇，这在部队了，会给人们留下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更是当时政治环境所不能允许的。还有就是作者本意也是想塑造一个为国家为民族敢于自我牺牲英雄形象，在那样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