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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探究 　　摘要近年来，以雾霾、河流污染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文将跨界污染治理视为典型的地区间外溢性公共品，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种种困境，并通过构建两阶段多边博弈模型，探讨了补偿机制的可行性。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跨地区的污染模型，通过中央政府干预或不干预的博弈分析发现，当污染存在地区内部及跨地区的外溢性时，如果中央政府不介入而由企业自行设定产出水平，那么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将超过社会有效率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博弈模型，即由中央政府设计一个地区内部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跨地区之间的补偿机制，来解决以上的无效性问题。结果显示，当企业支付的补偿金额取决于居民设定的补偿系数，而居民得到的补偿金额又取决于企业设定的补偿系数时，相互影响的博弈关系使得企业和居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补偿系数设定在企业污染对于居民边际损害的水平，从而企业生产水平会达到有效状态，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实现了有效的污染排放。本文在庇古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放松庇古税对外部性相关信息的强假设，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即由企业缴纳庇古税后，中央将征收的庇古税补偿给居民，这样不仅内部化了企业污染给居民造成的负外部性，还进一步平衡了地区间的跨界污染治理问题 关键词跨界污染；外溢性公共品；补偿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2.4；X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38-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7 环境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放射性污染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环境污染的跨界流动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在很多国家及地区之间呈现出单向或交叉的外溢性，比如酸雨、雾霾以及河流污染等。具体而言，当一个潜在有害的环境污染物在一个行政辖区内被释放出来，并通过自然介质如水、空气或土壤等迁移到另一个行政辖区时，跨界污染（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ransfrontier pollution）问题就发生了[1-2]。在我国，随着大面积雾霾等跨界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现行单一辖区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当环境污染跨越行政辖区边界外溢到其他辖区时，污染方与被污染方都很难单方面实现有效治理。因此，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多边补偿机制十分重要 1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在跨界污染治理的长效体制和制度机制上尚未形成突破，在重大区域性、流域性的环境问题上治理路径也不够清晰，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跨界污染的外溢性所引致的搭便车问题遏制了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动机。由于排污方只承担一部分有害沉淀物滞留在本地区内所带来的环境成本，而其余大量的有害沉淀物则会通过风、河流、空气等介质传送到其他相邻地区，从而产生了污染的负外部性。所以，地方政府作为一个 “自利经济人”，在权衡污染排放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环境损失时，常常只考虑排污行为对本地区环境造成的损失，而不顾及对其他地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样，地区间在环保上的不合作就必然导致更高的排污量[3-4] 第二，地区间污染的跨界流动性，使得传统的治污工具如庇古手段[5]和科斯手段[6]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效率缺失。就庇古税而言，当存在辖区外溢性时，有效的庇古税率取决于污染源和受影响居民所在地的差异化税率。因此，一个有效的污染管控系统必须考虑跨边界的特定模式和污染物的流动程度。中央政府要么必须对具有外溢性的污染源直接设定差异化税收，要么须对地方政府提供一个合适的差异化补贴，以引导地方政府将污染控制的外部收益内部化[7]，这就加大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难度。而就科斯手段而言，由于科斯定理要求交易成本或谈判成本非常小，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交易成为零的理想化市场，从而自愿协商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有效的产出水平。即便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科斯定理的有效性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8]。虽然科斯式协商实现的区域合作是解决一些跨辖区污染问题的可选方法，但是巨大的协商和执行成本不容忽视。经济理论的最优策略可能并不可行，可选策略不仅包括中央决策排污标准，而且包括涉及合作管理的区域项目，这些都减少了达成合作机制的可能性[9] 黄策等：中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研究中国人口2017年第3期 第三，我国政府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财权事权划分的不清晰等财政体制问题使得跨界污染的治理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中国式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式的官员人事制度严重抑制了各级政府对地区间外溢性公共品的供给动机[10]。在财政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