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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范畴理论下翻译标准初探 　　摘 要：对翻译标准的探究由来已久，多数译论仍然呈现出二元思维的局限。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强调人与世界的互动，强调体验哲学，能更好地解释重译现象，更公正地评价译本地位，看待译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翻译标准乃至翻译批评研究都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原型范畴理论 翻译标准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引言 从詹姆斯1972年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这一里程碑式的宣言至今，翻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走过数载，文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一些相关理论也被借鉴引入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其发展进步总体上呈现出繁荣之势。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又从实证转向到全球化转向，翻译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转变。近年来，翻译研究界似乎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部分转向（转引自姚振军，2014），其中，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背景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王寅，2007）。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对翻译标准进行探究，以期丰富并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 二、多样化的翻译标准 Newmark认为：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条根本纽带（转引自林化平，2006）。诚然，翻译学要取得长足进步，仅仅依靠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或诸如此类的相互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翻译批评这一“桥梁”的作用。《中国翻译学词典》指出：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鉴于此，要纵深推进翻译批评的发展，翻译标准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翻译学派众多，提出的翻译理论五花八门，翻译批评研究自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综观翻译研究历史，诸多译界前辈已经对翻译标准作出了多方位的探究，笔者仅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概述 杨晓荣认为，现代译学里的很多焦点问题，如读者接受、语境的作用、不同译本的不同功能、社会文化因素、译者的重要作用等，我国翻译界的许多人早就谈过了（杨晓荣，2001）。因此，加深对我国传统译学的认识绝非无益之举。古有支谦提倡“易晓”和“勿失厥义”，最早提出了“直译”之说；后有马建忠强调“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认为应该在音调、文句、文体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方面反复斟酌，尽量模仿原文的神情及语气，“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陈福康，2000）；民国时期，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与美”，开创性地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神韵”的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后，钱钟书提倡“化境”，认为翻译不仅要不着痕迹，还要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当代，随着全球化浪潮来袭，翻译活动开展得越发有声有色，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彭长江提出了“翻译标准一元论”，通过对古往今来众多代表性译论的辩证分析，指出“忠实”才是翻译应坚持遵循的标准；与之相反，辜正坤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认为翻译的标准绝不可能只有一个，而应该是多个具体标准围绕“最佳近似度”这一最高标准而共存，同时“原作”始终起着“绝对标准”的作用 西方译论典籍更是汗牛充栋。泰特勒著名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三字金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奈达的“功能对等”说将读者反应纳入考虑；弗米尔的“目的论”强调凡是行动都有目的，评价译文的标准在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文化学派认为翻译由意识形态和译入语社会的主流诗学决定，受政治、权力、赞助人、译入语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评价译文不能仅仅考虑“忠实”标准 我们也许不禁要问，既然现存的翻译标准已经数不胜数，再对其加以讨论是否确有必要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原因也来自多个方面。其一，翻译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换、语言发展、读者需求改变、审美转变等各种动态因素而不断变化的；其二，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五花八门，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完善的体系以支持翻?g研究，也缺乏具体且行之有效的标准推动翻译批评的发展，所以研究的任务远未完成；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量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仍然体现出传统“二元论”思维的束缚，认为译文不是好就是坏，译本对比时倾向于要一分高下，这对正确看待译文地位、分析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等而言，都有失公允 鉴于此，本文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视角对翻译标准进行探究，期望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三、原型范畴理论简介 人的认知基于体验，始于范畴化，范畴化的结果就是范畴（王寅，2007）。范畴是认知的前提，降低了认识世界的复杂性。从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发现“家族相似性”之间的2000多年里，经典范畴理论一统天下。该理论认为：特征是二分的，一个事物要么属于某一范畴，要么不属于，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不同范畴之间没有交叉重叠；范畴成员的隶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