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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及法律限制矛盾解决 　　[摘要]政治自由的实现与众多的因素相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律限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权威及权力制约的规制，因此更加需要法律对政治自由?M行必要的限制。文章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中的权威原则以及特殊行政自由三个方面的分析来探讨如何使政治自由与法律限制的关系更为和谐 [关键词]政治自由；法律限制；行政自由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173 1概述 政治自由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法律限制有密切联系。本文所论及的政治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自由；二是人的政治自由。而法律限制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是否限制了不该限制的政治自由；二是法律是否未限制许多本应该被限制的政治自由 法律与自由是相生相克的，不存在无法律限制的自由，也不存在没有自由的法律。自由是一种状态，一种法律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限定后所形成的状态。法律对个人的自由与行政自由都进行限定，将两者限制在一定状态中，以达到立法者所需要的限制目的。自由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一种必然规律，不断地要求新的自由或减少法律对它的限制 法律对人的政治自由的限制是法律限制的起始点。在人身权法中，“自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活动，不受约束和控制的状态。”[1]并认为“自由是一种状态，是自然人所享有的，这种状态不受外来的控制，但受到国家法律的调整。”[1]由此可见，自然人所享有的自由在法律为之划定的圈中。那么法律应如何划这个圈呢？它按什么标准来划这个圈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千百年来争论不休。卢梭等人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自由是契约的需要，是生存的必然限定。科布登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的功能是有限的，它不能也不可能在社会中充当“全能”的角色，因此政府应有不干涉的自知之明，鼓励“自由竞争原则”。霍布豪斯则认为“国家的职责是为头脑和个性创造能据以发展的条件”[2]，显然，他将国家看作个人自由实现的必然手段 可见，国家不仅是法律的制定者，它也是法律的承受者。个人自由的限定是国家的法律所执行的，也是其所制定的。国家与个人自由关系密切。自古希腊时期到现今，虽然不是泾渭分明，对自由的讨论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体现某种原则的自由；二是达到某种目的的自由。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分化。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是前一种，国家通过法律限制自由，实质上是体现出平等、正义的自然法原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出现后，自由是后一种，国家用法律限制自由，实质上是为了立法的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2个人政治自由及其法律限制 中国的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也是如上文所分的那样。古代的个人自由大多侧重于被法律中蕴含的道德、伦理原则所约定，而现在的法律则通过对个人自由权的限定达到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三者融合的目的。可是我们无法否认中国的个人政治自由并不是最优的。中国必须摈弃传统的个人政治自由范式，走向更加完善的未来 中国的个人政治自由带来的原则性，并不是法律上的原则性，因为在法律上体现出的是目的性。它的原则性体现在个人政治自由自身的发展上。也就是说它虽然是向前运动发展的，但它的运动更多是通过内在的旋转，消化外来或外在的影响，以保持其一贯的传统性。中国个人政治活动在法律上拥有自由权，即“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自由活动，不受拘束和控制的权利。”[1] 自由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自由权；二是民事自由权。此处主要指前者，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这些方面与外国相差无几，目的性一目了然。但其自我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个人政治自由带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制约，如权威原则的制约、中庸原则的制约等。举言论自由的例子来说，在法律上规定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不反对执政党及其政策。但实际上并不能做到，能说真话与敢说真话便是自由造成的悲剧区别。在法律上能说真话，但在传统政治的自由上，我们却往往不敢说真话。传统的消亡首先需要个人政治自由的这种自我消亡。而这种矛盾运动的消亡并不只能靠文化的变革，也要靠法律的限制来完成。如果这两者能结合起来，那才是实现法律限制与个人政治自由融洽的最佳途径 要寻找到这样一条最佳途径，先来看看前人为我们不经意地提供了些什么擦边的方法。英国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冯“自由秩序原理”，他的自由主义是复杂且极具哲学性的。但他对个人的自由的界定很简单，是指“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3]他的自由是有自我限定性质的自由，而这个方面却为大多数人忽略。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由是法律的作用体，即实体。哈耶克却指出了自由也可以作为主体。他说“自由政策的使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