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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 中国人口规模长期以来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膨胀。这便使许多学者自然地从中国这一最明显的国情特征开始去试图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本文将概述新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纠正最近学术讨论中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成见与误解。 一、“大分流”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 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 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enneth Pomeranz．2000．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黄的数据请见Huang 1990，第341—342页，表B．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 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 000万，3 233万与3 600万。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 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