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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 人口问题能否以日为鉴？ 　　当前呼吁调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民众，很喜欢引证日本战后的人口发展经验及当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而绝口不提国土面积与中国几乎相等的美国。这似乎容易理解。与美国相比，我们在国力上的相形见绌、人均财富上的捉襟见肘，让人很难回避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但日本不同。日本以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弹丸之地，拥一亿两千八百万人口之众，在相对的意义上，说日本其实比中国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而当今日本千方百计地鼓励国民生育，以挽救超低的生育水平，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强硬推行计划生育。因此，中国民众把日本当作一面镜子来杯葛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俯拾即是的现象。 　　自然也有人更愿意拿美国甚至澳大利亚作为参照，支持中央政府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但很快被斥责为中国人口发展不能也不可能做遥不可及的美国梦，澳大利亚更因为人口稀少制约国际影响力而被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认为不足为师。从引证之学与辩论之术来看，反对与支持两方这样一来便沦为各执一词，形同鸡对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 　　假如基于中国国情继续推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是理性的，那么无论比较美国还是参考日本，都应该衍生出相同的支援性结论。所以，站在力挺计划生育的一方，哪怕日本这面镜子不尽如人意，也不能拒绝。相反，倒要看一看，人口问题上日本这面镜子到底照出了什么！ 　　战后日本出现了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第一次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持续三年的婴儿潮，共出生八百零六万人，总人口增至八千一百七十七万人，出生率由一九四五年的23.2急速上升到3034.3。这个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团块世代，而这个团块世代中的女性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进入适婚年龄，又形成了战后第二次生育高峰。经过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到一九七三年日本总人口终于突破一亿关口。 　　经历了战乱之苦，新中国甫定同样迎来了人口增长高峰。与日本相比，生育率水平不相伯仲，但中国出现了三次人口高峰，而且每次高峰的持续时间要远远超过日本，分别持续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零年的八年及一九八一至一九九零年的九年。日本战后二次人口增长高峰使总人口增加了51.22%（一九四五一九七三年），而新中国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使总人口飙升了109.29%（一九四九一九九零年）。 　　面对战后出乎意料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中日两国政府都先后做出了反应。但日本政府反应迅速，在第一次婴儿潮来临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日本政府便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等到中国政府二十几年后才开始限制生育时，日本人口形势已是时过境迁，人口生育率在七十年代中期甚至下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中国政府在见识了整个第一次人口高峰的凌厉之势后，对人口问题虽有警觉，但随即被浮夸与冒进之风所冲淡。一九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论、主张限制生育的马寅初还被打成了右派。直至经历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整个人口形势变得危如累卵，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坐视不理，这才在一九七三年出台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可是人口基数已大，限制措施为时已晚。接下来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虽大幅下降，但年均新增人口依然高企。最终政府不得不在一九八三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 　　战后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和有意识的人口控制，虽有很大差别但终究还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战后两国的经济社会景象以及人口与经济之间的态势，却是天壤之别。 　　战后日本在物质资本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经过到五十年代中期的经济恢复，再用不到二十年时间，就由一个令人唾弃的列强帝国，一跃而成为叫整个世界惊羡的工业强国。一九六八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同样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基础，在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后，亦试图鼓足干劲搞建设，但随后演变成内部阶级斗争，反右与十年内乱将国民经济重新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战后中日两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演变的泾渭分明，彻底改变了两国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日本，先是五十年代的节制生育降低了人口生育水平，到了七十年代人口再生产已经无需政策节制，发达的经济基础与崭新的文化环境形成了自发的生育约束机制，以至于日本政府开始面对超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新人口问题。反观中国，在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同时，当国民的基本权利只剩下生育自由时，无度的人口繁殖反过来成为社会发展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计划生育前甚至采取了把城市青年赶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式，来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 　　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口那么多，人口密度那么大，还要鼓励生育，而中国人口虽多，但国土幅员辽阔，经济资源固然不能与俄罗斯、美国相比，但比日本还是绰绰有余，况且经过四十年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何以泱泱大国非得继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