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状况看统万城周围环境的历史变迁——统万城考察札记一则_0.docVIP

从人口状况看统万城周围环境的历史变迁——统万城考察札记一则 关于统万城遗址周围自然环境的变迁，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和讨论，笔者是外行，本无权置喙。但有幸实地考察，又翻阅史书，发现有一些材料尚待进一步研究利用，故作如下陈述。 统万城的荒废、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发展，其主导性因素是什么，许多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罪魁祸首，但讨论中对这一点并没有提出非常有力的直接证据．要使这一论点成立，需要证明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总量及人口密度的变化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且，应当说明历史上的人口密度确实已给当地环境造成重大压力。邓辉等先生曾著文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从西汉到北宋初，统万城地区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过度耕垦和放牧使草原变成了沙地。笔者认为，邓先生等人文章中的历史人口数据推导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而这些数据的修正必然影响其结论的成立。一是对所讨论人口数量的行政地理界限没有明确确定，因此有些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就成为疑问，例如文中将西汉奢延县等同于后来的岩绿县或朔方县就有待论证，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相关部分，以各个治所估计其县界，似乎汉奢延县可以囊括唐夏州人口稠密的整个中南部，夏州全部辖县朔方、宁朔、德静、长泽治所均在其范围之内。又如，将历史上一个县(甚至大于一个县)的人口总量与现在内蒙乌审旗纳林河乡的人口总量做比较，其可比性肯定要大打折扣，由此得出的现代人口数字“要远远低于西汉、十六国、北魏、唐代和北宋的人口数字”的结论就很难成立了。二是将依据本地资源进行生产并在本地生活的人口，与并非在本地进行生产且其生活资料也未必来自本地的政治性居民混为一谈，例如所述大夏时期人口为4万，其中3万为军队“步骑”人口，1万为“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均非生产性人口。另外，对农业人口和畜牧业人口的区分也比较勉强，例如说宋代蕃户为畜牧业人口，亦有武断之嫌，宋代夏州一带的党项人，“生户”大概仍保持游牧生活，但“熟户”与汉人杂居，大概有许多已经以农业为生，正是有这种农业基础，党项人后来才能在兴、灵两州(今银川平原地区)大兴农业。 涉及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状况的统计资料很少，如果只考虑依据本地资源进行生产并生活于此地的人口，目前可以找到如下一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l、《隋书》卷29《地理志上》：“朔方郡，统县三，户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岩绿，宁朔，长泽。” 2、《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夏州“旧领县四(为德静、岩绿、宁朔、长泽一引者注)，户二千三百二十三，口一万二百八十六。天宝，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百四。” 另有八个“寄在”羁縻府。寄在朔方县者六：“云中都督府”，“户一千四百三十，口五千六百八十一”。“呼延州都督府”，“户一百五十五，口六百五”。“桑乾都督府”，“户二百七十四，口一千三百二十三”。“安化州都督府”，“户四百八十三，口二千五十三”。“宁朔州都督府”，“户三百七十四，口二千二十七”。“仆固州都督府”，“户一百二十二，口六百七十三”。寄在宁朔县者二：“定襄都督府”，“户四百六十，口一千四百六十三”。“达浑都督府”，“户一百二十四，口四百九十五”。(以上八府总计3，422户，14，320口。) 3、《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夏州朔方郡，……户九千二百一十三，口五万三千一十四。县三：朔方、德静、宁朔。” 4、《通典》卷173《州郡三》：“朔方郡”，“户七千五百十六，口四万二千四百十七．”“领县四：朔方、宁朔、长泽、德静。” 5、《元和郡县图志》卷4：夏州，“开元户六千一百三十二，乡二十。元和户三干一百，乡八。”“管县四：朔方、德静、宁朔、长泽。”“州境：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七十里。” 6、《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元领县四，今三：朔方、宁朔、德静，一县割出，长泽入宥州。……唐开元户九千二百，皇朝管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州境：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七百五十里。” 上述资料可列表如下： 关于历史时期统万城附近的环境变迁，目前通行的描述是：赫连勃勃时代，“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这种描述与前述人口资料有明显抵触之处。 牧场变为农田必然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应当表现为人口的增长，但唐中期开元天宝年间与隋相比，夏州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过程。目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