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_0.docVIP

再评《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中贯穿着“英雄史观”，是作品的客观存在，有目共睹。 问题 是：应褒？应贬？功欤？过欤？对此问题的 研究 和争论，与对这部名著的主题论、人物论、 艺术 论、版本论等方面的热烈程度相对比，可说显得死气沉沉了。但是，据我了解，长期以来，“英雄史观”主要是被视为《三国演义》的一大诟病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实，把 历史 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它对三国历史现实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作品对封建阶级的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拥刘反曹”，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又认为这仅仅是对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对正面英雄的歌颂，还是对反面奸雄的诋毁，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1)其实，这种评述虽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以此来评价《三国演义》这部伟大艺术名著的思想价值，或恐也嫌绝对，不够全面和公允。时至今日，对“英雄史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 分析 ，对“英雄史观”本身是否构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议论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评说。 　　　　一 所谓“英雄史观”，即是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将英雄视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而把人民群众排斥在 政治 舞台的边缘，忽视他们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三国演义》描写自东汉末年至三分归晋的百年历史：三国纷争、群雄割据、中原逐鹿、波及全国，但说到底，这是一场由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大角逐。伴随着政治、 经济 、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争的直接方式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又主要表现为其中的杰出人物即英雄霸主之间才识胆略的较量，其最后的胜负或成败也取决于各路英雄人物自身的命运。杜甫歌颂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苏轼赞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又何尝不适合于其他的三国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因而英雄人物无庸置疑地会成为作品描写的中心，占据主体的、至上的地位。 与这种英雄至上和英雄中心论相一致，《三国演义》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曹操的名言“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在道出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奸雄”本质的同时，也显露了天下黎民在所谓英雄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无独有偶。作品第六回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苦谏若划率迁弃，百姓骚动不安，董卓大怒道：“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无论是曹操，还是董卓，人民群众都是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哪里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远、轻视人民群众的同时，作为 社会 政治生活中心的英雄，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下人”的救世主。曹操讨伐徐州，百姓将遭祸殃，后陶谦三让徐州给刘备，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陶谦虽有仁慈爱民之心，但庸才无能，无力兴邦安民；而刘备仁德之君，诸葛亮旷世奇才，则百姓泽恩得以“全身”。所以，禽相木而栖而人择主而安，便成了作品倡导的一种人生处世态度。刘备治新野的时候，新野百姓作童谣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曹操奔袭新野，刘备、诸葛亮巧施妙计，击退曹操大兵，终于保持了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属全身，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可见，广大的人民群众非但没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反而常常成为政治生活的受害者，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安系在少数英雄人物身上。天下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下，英雄成了“天下人”的救世主，“天下人”则是英雄的附庸。所谓“天下事在我！”（董卓） 在曹操、董卓那样的奸雄那里，人民成为草芥；那么在刘备这样的仁慈明君那里，人民群众也许可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了？不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赐与和接受的关系，人民群众仍是一种消极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关系的表面和谐就被打破了，人民群众仍然是多余的累赘，甚至妨害了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第四十一回叙刘备携民渡江，烧新野弃樊城，入襄阳，败走江陵，裹挟民众十万迤逦而行，终于被曹兵赶上。虽因赵子龙一身是胆，于百万曹兵中纵横驰聘，力斩敌将五十余员；张翼德声若奔雷，于当阳长坂桥头喝退曹兵；但刘备毕竟惨遭损兵折将、妻离子散的败绩。显然，刘备惨败的原因，正在于十万民众的负担，没有这一巨大的牵累，刘备完全可以顺利突围；而如果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人自为战，共抗强敌，则刘备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后来赤壁大战，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东吴谋士即以此败为笑柄，讥讽诸葛亮；诸葛亮便以“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刘备“不忍弃之”，“甘与同败”云云，振振有辞，舌战群儒。虽然作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