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_0.docVIP

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 在 中国 漫长的 历史 上， 农村 手 工业 一直是农村 经济 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和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 发展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很多地方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农村手工业区，这些手工业区的共同特征是，为远方以至国际市场生产，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有些行业引进了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农民家庭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又不可避免地会 影响 到农民的生产和消费观念。本文拟从农村手工业的收益入手，分三个部分说明农村手工业发展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把农村手工业的收益与农业进行了比较，以说明农村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如何改变了农民的生产观念、投资行为以及劳动力的运用。第三部分说明，由于农村手工业为农民带来了更多收入，也由于农村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有实质的不同，引起了农民消费观念的变化。由于笔者多年从事华北平原农村经济 研究 ，本文所用资料以华北地区为主，但这一 问题 应该说是带有全局性的。 一、 农村手工业收益与农业之比较 农村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收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差异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高阳县是中国一个最著名的棉布手织区，1915 ─ 1920年间，这里的织布农户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纯利1 ─ 2元，当时高阳织布区另一种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商人包买主向织布户定货，一匹布支付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一个农户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农户平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 。高阳的织布户中雇工者相当多，这样的农户一般有不只一架织布机，一年可织数百匹布。工人的年工资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40 ─ 60元不等，20世纪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 ─ 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 元上下[2] ，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 河北省宝坻县的织布业亦相当发展，这里的织布农户平均每年每户收益127元，而当地的农田收入佃农全年26.38元，半自耕农86.62元, 自耕农144.76元，这只是农田总收入，如果扣除成本， 计算 净收入，还要低不少，可以说，织布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3] 山东省的潍县（今潍坊），也是近代一个十分著名的新兴农村工业区，二三十年代这里的织布收入是每匹1元上下，如以一户一年织150匹计，收入150元。潍县在近代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经济作物种植较多，但当地人多地少，每个农户年平均农业总产值在100—170元之间，净收入 自然 更少，织布业收入与农业相比，也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4] 高阳和潍县织布区都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区历史悠久，明清时已有相当发展，到20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 ─ 60 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5] 无论是高阳还是上海郊区，织布业都已经变成农民家庭的主业，而其他很多地方，织布业仍然是农家副业，收益比高阳织户要低得多，但与农业收入相比，仍是相当可观。如河北省定县的纺织户，年收入在26—91元之间。[6] 河北省唐县，每架织机每日出布1匹，收入1元，八口之家使用两架织机，每年可以有相当大的剩余。[7] 三河县的罗庄一带，每家一张织机，全家妇女及老幼不能下地干活者从事织布，每月除全家食用外，可得利润10元。以每年工作8个月计，全年获利80元，相当于当地16亩农田的收入。[8] 我们所见记载，农村棉纺织业中收益最低者是河北省的临城县，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农家妇女织布所得，除购买油盐外，一年尚可有三二十元积余[9] ，相当于四五亩地的总产值。如果与农业雇工的工资相比，上述地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长工的年工资一般在40元上下，但那是男工的工资，女工的年工资只有20元左右，童工更低，而农村棉纺织业中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使用旧式木机，由妇女和儿童进行。 丝织业也是一项重要的农村手工业，近代农村丝织业的产品有桑丝绸、柞丝绸和人造丝，1919年左右，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以织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