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尼采_0.docVIP

李白和尼采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701-762)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本文将讨论李白诗中所反应出的诗人对 自然 ，人生，仕途，以及酒的态度，并着重 分析 两首诗中所渗透出来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将其和尼采的“上帝已死”，“酒神精神”进行比较对比 研究 。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隋末，其先人因罪流徙于西域碎叶城，李白的诞生地。约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青年时期在蜀中就学漫游，成年后，先后漫游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名山胜地。唐玄宗天宝初，应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两年后被排挤出长安，又重新漫游。安史之乱中，因参加永王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后病死于安徽当涂。 李白的诗雄奇奔放，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清新明快，一向被人们尊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要分析李白，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所处的 历史 时期。在唐朝，诗歌的地位和它在 现代 社会 的地位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更清楚的是诗歌在现代文坛上的边缘化处境。在 中国 市场上，更容易占据市场、赢得 经济 效益的都市小说等快餐式文学形式 发展 的如火如荼，而象诗歌散文等纯文学普遍受到了冷落。美国前不久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公民中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下降，取代书本的是电影，电视， 网络 等多媒体文本。在全球化，或是全球西化的大气候下，资本主义经济的铺天盖地，似乎已经将整个文学挤到了犄角旮旯，更不必说诗歌这个文学下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了。在这种大气候下，诗人是和政客、国家领导人决然分开的，不容混杂的身份。但在李白生活的唐代，诗人或文人却是在朝廷上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 力，权力，和地位。 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在当时更是不知鼓舞了多少文人墨客去追求仕途。隋朝废除了曹魏时延用下来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科举制。隋炀帝时加设进士科，使得当时兴起的庶族地主阶层也可以通过 考试 进入仕途。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考除贴经外，又开始加试“杂文”，即诗赋，使得庶族知识分子人人都有机会进入统治政施展才华。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日常喜欢的诗赋不再是“小道”、“玩意儿”，而成了求仕途的本钱。由此，诗赋在社会上受到了重视，士族和庶族的界线在制度上被打破，中下层的文人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制度上的变革给文人以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带来了很大改观，“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遍布士林。唐代“文人 政治 ”的势力渐大。 这也正是李白这个过着食客般生活的“无业游民”如此自信的历史原因，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逻辑正是出於他对自己诗赋魅力的自信。李白是热衷于从政的。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他四十二岁那年被应召入京的时候，曾洋洋得意的写道：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李白的这种自信似乎的确不是完全盲目的，在他到达长安后，皇帝玄宗见他时曾亲自迎他，宴席中还亲自为他调羹，道：“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并从此以后，以翰林供奉。表面看来，李白的这段境遇是世间难得的诗人和政治家相调和的产物，但象李白这样有独特个性的诗人，又如何能成为政治的口舌和帮腔呢。李白在长安不过两三年就出走了，表面的原因似乎是因他得罪了高力士，高挑拨李白和杨贵妃的关系，使李白在朝中终不得重用。但如细察李白的诗风，就会看到根本原因是其诗人本质无法于其从政的愿望相融。 李白的诗一向以其飘逸豪放著称，不受传统的约束，率性而为。正如他在《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一诗中写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个“狂”字，将他狂妄不羁的性格表露无遗。他的这种狂妄使得他这个渺小人类之中的一员，在言语构筑的想象世界中，一下子扩充到了世界宇宙的范畴。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简简单单的一句“欲上青天揽日月”，就唯妙唯肖的描绘出了他“笑孔丘”的“狂”态，而这句话中所传递出来的他作为一位心比天高的宇宙间的自由人的身份，也正是他“笑孔丘”的原因所在。孔丘之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注重的是忠孝仁义，其人格观也是以“爱君忧民之心，经国匡世之略”为标准的。这种人格观的本质是一种社会集体的人格观。在当时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这种社会集体的人格观其实也是封建制度的人格观，而非是个人的人格观。李白能够“笑孔丘”，就足以看出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反叛。李白是个极其个性化的诗人，他敢爱、敢恨，敢喜、敢忧，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背道而驰。在他的诗里，常会出现诸如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等夸张的用字，如：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绿水曲》 笑杀陶泉明，不饮杯中酒。---《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寄韦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