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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摘 要：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 分析 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关键词：村庄精英；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村级治理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 中国 底层 农村 政治 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 　　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人点，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图的关键，也就 自然 成为近年乡村治理 研究 领域的热点。实际上，近百年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 问题 的政治学家、人类学家、 社会 学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概括力、解释力的 理论 、概念。如早期的“双轨政治”[1]、“士绅操纵”[2]、“士绅支配”[3]、“经纪体制”[4]；近期的“主人一代理人”理论[5]、“边际人”理论[6]、“庇护关系”理论等[7]。本文无意讨论精英概念的具体内涵，而只是把精英限定为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庄精英。由于“治理精英”概念本身包括了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精英两类，因此本文把村庄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一、体制内精英 　　(一)村庄性质与体制内精英。对村庄体制内精英的分析，不能脱离对村庄性质的研究。 　　对村庄体制内精英掌握和运用村庄自治权力的状况不仅受制于国家权力特别是乡镇政府权力，而且也与村庄的性质直接相关。有学者按社区记忆和 经济 社会分化程度二维因素把村庄性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1)在社区记忆较强、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的村庄，当传统资源被少数人独占时，治理精英(应为体制内精英)往往由具有传统权威的宗族精英或宗教精英担任。 　　(2)在社区记忆强，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的村庄里，有经济能人，有传统权威，有两者合二为一的“高大威猛型”精英。由于非治理精英(应为体制外精英)的强大，治理精英的国家代理人意识就比较弱，而多成为村民利益的庇护人，有时甚至和村庄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来自乡镇方面的侵害。 　　(3)在社区记忆较弱，经济社会分化相对剧烈的村庄，经济实力雄厚的 现代 经济精英被吸纳在体制以内。此类村庄社区记忆弱化，治理精英当家人的意识不足，而代理人的意识强烈。 　　(4)在缺乏社区记忆又缺乏经济分层的村庄，除村干部外，缺乏在全村范围内具有 影响 力的人物。治理精英一般难以从村庄内获得相关利益，此时他们更乐于充当乡镇在村庄的代理人，以便从乡镇获得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在缺乏原子化村民强力约束的背景下，变成了赢利型经纪[8]。 　　 目前 中国的北方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上述中的后两种，占全国村庄的大多数，因此我们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此类村庄中，体制内精英处于干部系统和民众系统的边际地位，也正好处于乡镇干部、民众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点和利益矛盾的触发点上。在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农民负担日趋变重，精英们在夹缝中工作，一方面他们拥有相应的职位所界定的政治身份，他们的工作对象是必须完成任务的村民，此时他们运用的是政治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拥有由传统习惯所界定的私人身份，此时他们运用的是私人原则。政治原则要求他们把亲疏远近的私人原则放到一边，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给体制内精英们留下一个须妥善应付的难题。于是一方面为追求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一方面背离亲疏远近的私人原则而遭受村民们的唾骂，体制内精英们面临着村庄权力合法化的危机。乡镇同村民的利益要求不一致，迫使体制内精英在两种不同的行为期望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乡镇政府期望村干部能够有效实现上级意图，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村民则希望村干部能代表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村委会便居于乡镇和村民之间，扮演着既要代表乡镇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众的“双重角色”[9]。他们往往徘徊在“保护型国家经纪”与“赢利型国家经纪”角色冲突的阴影中[4]。体制内精英一方面愿意认真完成上级的任务，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民本地位的认知，则使他们的行为带有明显的非规范性特点[6]，不愿意承担责任，对乡镇的工作指示只充当上传下达的角色；遇到麻烦问题，或告诉村民去找乡里的哪个部门或领导，或引导干部找拒不执行上级指令的村民，总之不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为了减少困难和自己的利益，村干部们总是代表村民强调完成任务之困难，尽量压低上级政府分配的任务指标；在执行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时常常是不推不动或打折扣，对于已承担或必须完成的任务往往得过且过。当乡干部同农民发生矛盾时，村干部往往充当“和事佬”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