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中夫妇之情的伦理禁忌与性别表达_0.docVIP

汉魏六朝诗歌中夫妇之情的伦理禁忌与性别表达 【 内容 提要】 在周王朝尤其是汉代统治者反复渲染夫妇婚姻伦理意义的过程中，在儒家诗教对《诗经》予以经学化阐释的过程中，“夫妇之义”和“二姓之好”抹杀了“夫妇之情”和“二性之好”。正是对婚姻夫妇的这种伦理禁忌，以及由此形成的 时代 性集体无意识，导致了汉魏六朝诗歌对夫妇之情的漠视。此时期以婚姻夫妇为题材的诗歌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其一是夫妇自我表达，其二是他者叙写或代言，然而无论表现的角度如何，都未能脱离“夫妇恩爱忠贞”的伦理定位和“思妇幽怨”的男性话语模式。 一 诗歌中的夫妇之情，一般应涵盖弃妇、寡妇和相思等题材，然而这些题材与我们所讨论的夫妇之情也有所不同。就弃妇诗和寡妇诗而言，叙写者的情感倾向是单一的，即侧重对女性一方的哀悯，作品中对男性的谴责或悼怀，只是作为陪衬来烘托女性的不幸和孤苦，其中的“夫”与“妇”并未构成一种对等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叙写者的创作目的是表达对弃妇或寡妇这一弱势群体的同情，而非夫妇之间双向的正常感情。就游子思妇的相思题类而言，情况颇为复杂，游子思妇可能是有婚姻关系的夫妇，也可能是非婚姻关系的情侣，文学史上的此类诗歌明显具有泛化和虚拟化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有“本事”为背景的少量诗歌之外，作品中相思的两性并不确指夫妇双方，而更多地指向被一定空间阻隔无法相聚的所有异性，叙写者所关注的是“阻隔”造成的后果本身，对相思双方关系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却是忽略的，因而也是模糊和类型化的，如徐干的《室思》和《情诗》便是这样。除此之外，如张衡《同声歌》之类的作品，虽写夫妇之情而实喻指君臣遇合，篇中的“夫妇”只是一个虚拟性的象喻符号。有鉴于此，这几类题材，只有相思题类中能确证为“夫妇之情”的诗歌，才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钟嵘《诗品》将东汉秦嘉、徐淑夫妇《赠答诗》列为“中品”之首。两汉有主名的五言诗不过寥寥数篇，而像秦嘉、徐淑《赠答诗》那样以“夫妻事”为内容的诗作，即使包括无名氏的诗歌和五言以外的其他体式，数量同样非常有限。那么，在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时期，人们为什么忌讳用诗歌的方式去表达人类最常见的夫妇之情呢? 夫妇首先是一种男女两性关系，其最重要的 社会 功能是化育繁衍后代，使家族、部落乃至人类得以延续。《周易?系辞上传》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阳乾与阴坤两卦相互交感，衍生出震、巽、坎、离、艮、兑六卦，它象征的则是夫妇反复交合，蕃育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的人伦盛况，从中折射出远古人类对于男女生殖能力的自豪与崇拜。 夫妇同时也是基于婚姻的两性关系，合法的婚姻是构成夫妇关系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文明社会的 发展 ，其伦理意义则得到极大的强化与凸显。《礼记?昏礼》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敬慎重正，而后亲之，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正义》云：“所以昏礼为礼本者，昏姻得所，则受气纯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则父子亲，忠则朝廷正。”在我国古代，婚姻不仅很早就被纳入伦理核心体系“礼”的范畴，而且成为“君子重之”的礼之基础。而婚姻夫妇之道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高度来认识，就在于其担负着“事宗庙”、“继后世”的重任，并可以通过家庭将以血缘为依据的亲孝伦理推广到“事君必忠”的 政治 伦理。从夫妇到家庭再到君国，婚姻的伦理力量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传统中得以无限扩张，并无所不在地渗透于 中国 封建社会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 现存《礼记》曾经汉代学者大规模的整理加工，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汉人理想的礼乐模式。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礼记?昏礼》更成为两汉婚姻制度的依据。《白虎通》卷3下《三纲六纪》规定“夫为妻纲”，并云：“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卷4上《嫁娶》则曰：“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其中更频繁引用《礼记?昏礼》，对婚姻夫妇之道进行伦理化的阐述。近人杨树达也以大量史实，说明汉代“婚仪亦如古之六礼”。可见两汉婚姻关系、婚姻礼俗、婚姻结构等的定型与体系化，主要是在《礼记?昏礼》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基本倾向则是对婚姻的社会性与伦理性的进一步强化，而这种强化又与汉儒对《诗经》的经学化阐释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诗经》从不忌讳表达夫妇、男女之情，因为在西周、春秋时代，礼制的禁锢远没有汉代那么完备和严密。李山认为：“《诗经》记录着两种不同文化意义上的婚恋现象。一种是与周礼相关的诗篇：或则为婚姻典礼上的祝祷，或则为妇道原则的礼赞，或则为妇女在其合法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妻正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