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docVIP

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 台湾 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使一些士人心情激荡，翁同?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致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1]。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又过了一天，唐景崧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2]。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几乎痛不欲生的感觉。在当时，这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在这两天，叶昌炽在日记中写到，”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3]，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破例在日记中逐条记载了条约 内容 ，并痛苦地说”几罄 中国 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4]，而一直在皇帝身边的翁同?恰好把陈炽的《庸言》和汤震的《危言》进呈给皇帝，但是，似乎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也觉得这只是扬汤止沸，在日记里，他说到自己连日与人争论，连到皇帝面前也不免激动，可是”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5]，而皇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严峻和残酷，尽管在公开的文书中，对主张”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的人说一些”兼权审处”的话[6]，但在私下里说到台湾，也愤然说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7]。 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一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 历史 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关于西洋，陈旭麓曾经考证说，”洋、夷二词的正式交接点，则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8]，如果说，这是中国官方对西洋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但是此后好几十年里，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居高临下的观念，光绪初年（1875），翁同?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9]，光绪五年（1879）那个相当开放的薛福成在写他那篇《筹洋刍议》时，虽然注意到日本”仿效西法”而且自称”胜于中国”，但从 经济 实力、器械物质、人口数量等三方面看，他觉得日本还是不如中国[10]。把日本称为”东洋”并在观念上与”西洋”对举，大约是很晚的事情[11]，可是，这个时候的日本，却早早地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中，一方面逐渐滋长着对中国的优越感和傲慢心，一方面又培养着身处列强的危机意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象征，象征着日本的立场，从联合亚洲对抗西洋列强转向在亚洲称霸以与西洋争胜，于是，在这种有备与无备之间，中、日之间的强弱渐渐逆转，最终”攻守之势易也”[12]。 到了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大国，自以为处于文明输出位置的大清帝国，真的被”虾夷”打败了，1895年，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才真的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不要说那些一直激烈要求变革的人，就连今天被视为”保守”的那些官员与知识人，在那种情势下，心灵受到的震撼也是今人很难体会到的。这一年的六月十九日，浙江学政徐致祥上了一份奏折，痛苦地说道，”今日中倭之事，战不成战，和不成和，实古来未有之创局”，为什么？这就是因为这个使中国处于极度难堪的对手，居然是过去被称为”虾夷”的”蕞尔小邦”日本，”往岁英法犯阕，不过赔千余万两，添设通商口岸二三处而已，未闻割地以求成也，今倭一海岛小国，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在”国将何以为国”几个字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按耐不住的愤懑和痛苦的心情[13]。 “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 社会 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正是在这种普遍激愤和痛苦的心情中，再保守的人也都希望变化自强，只是自强的思路与激进的人不同。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宗室麟书就向皇帝呈进冯煦的《自强四端》，提出要行实政、求人才、经国用、恤民生，他虽然批评那些激进改革者是”必将曰变西法也，开议院也，理商务也，兴工政也，举数千年先王相传之法，一扫而灭之，唯西洋是效”，但是，他的想法并非不改革，而是要先把自己国家内部变得强大而有序，所以叫”自强之策不在战胜乎边圉，而在敬胜乎庙堂”[14]。这一年的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