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管理道德的转变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影响_0.docVIP

浅谈管理道德的转变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影响 　　 论文 关键词:管理道德 企业 改革 公平 效率 论文提要:在传统的计划 经济 体制下,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不是企业利润,而是所创产量、产值的高低,把公平错误地与平均主义混淆起来,这一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 。本文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平的原则以及管理道德的转变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影响。 利益和道德的关系是管理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问题,管理道德作为一个 历史 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适应生产力标准。因此,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管理道德也实现了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务观向追求平等、效率的功利观的转变。义、利之争已持续了几个世纪,对“义”和“利”的看法始终莫衷一是。在 中国 儒家看来,“义”主要是对于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利”主要指被管理者的物质需要,“君子重义轻利”、“舍生而取义”是倍受儒家推崇的义利观。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道德则是以“利”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马克思说过,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在复杂、多层的社会关系 网络 中,道德与利益之间取得了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对义、利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管理道德,而不同的管理道德又对管理实践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受重义轻利观念长达数千年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管理道德基本上是一种义务观。义务观是与权利观相对称的。在这种管理道德指导下的社会成员,真正关心的是整体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社会成员对社会作贡献而不得报酬或得不到相应的报酬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义务。中国管理道德的义务观认为利益是纯主观的东西,与观念、主观追求相提并论,讲求物质利益是同共产主义道德相悖离的。被认为是亚洲反 现代 思想家中最为精深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是个人不被发现,个人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被忽略。对个人的物质要求,或以冷待,或加以贬斥,要求人欲服从天理。否定人的基本需要,阻滞了中国人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的成长。以伦理为主要规范手段的社会中,一切事无不以伦理关系为中心,人与人之间不能萌生竞争观念。从激励的角度来看,没有激励竞争的社会,其发展必然相对落后。管理道德的义务观是基于人性善的人性假设。它所期望的人是最高限度的道德追求,根本不必彼此牵制、彼此对立、互为监督、互为制裁,个人永远是被规定、被证明、被定义、被支配的对象。在此情况下,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从发挥。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企业实行计划生产,因此难以符合市场的需要,常常人为地造成无效生产。就企业本身而言,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既无盈利的动力,又无承担亏损责任和破产的压力,因而不思进取,效率低下。加之国家以大局为重,实行抽肥补瘦、鞭打快牛的政策,这就更加重了企业吃“大锅饭”的症状,而且,由于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低速度,使得社会整体经济水平难以快速提高。从企业职工的角度而言,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劳动来增加收入,企业发展的目标亦非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工人的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这样,工人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各级地方也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来发挥优势,经济体制中的各个环节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只能靠无休止的 政治 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生产热情和施加政治压力。这种扭曲的公平意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公平。我国这种管理道德的义务观支配下的经济运行和分配体制中一个极其不良的后果,就是以牺牲效率来维护所谓的公平。而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能提供激励,反而鼓励浪费,因为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不是企业利润,而是所创产量、产值的高低。这就必然使企业通过增加投入去实现计划任务而不考虑效率,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管理道德的义务观和它支配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以改变。 　　管理道德的另一种道德标准是功利主义,即完全按照成果或结果制定决策的一种道德观点。功利主义的目标是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利益。功利主义鼓励效率和生产力,并符合利润最大化目标。同功利主义管理道德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机制。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可以向生产者传递消费者所需要的信息,从而使生产符合市场的需求,可以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引导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因而,它能够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使社会以最小的投入带来最大化的有效产出。功利主义正确认识了人的合理需要,并在分配机制中体现了公平的分配方式。唯物史观认为:每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利益表现出来的,因为人的需要一旦在经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