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问题的社会考察_0.docVIP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问题的社会考察 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问题的社会考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的转变，农业人口流动呈现多元式：一是农业人口流向本地的乡镇，称为离土不离乡 模式；二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称为离土又离乡模式；三是与前两种流动方向相反的农民工回流，农民工由外出打工回流到农村从事农业开发，称为民工回流 模式。还有一种与上述3种不同的特殊流动模式，表现为农业人口在不同区域的农村与农村间流动，称为离乡不离土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群体就是游离于珠三角地区城乡结合部的外来租约农民代耕农。代耕农群体呈现了中国农业人口流动的又一特殊路径。 　　代耕农是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特殊弱势群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已形成规模不一的代耕农群居聚落；他们是外来工，却不进城打工，而是依靠传统的种植方式养家糊口；他们是农民，却离开故土来到陌生的城市边缘，以种菜、卖菜为生。由于历史遗留、时代变化、政策缺失及代耕农问题本身复杂性等多元因素，代耕农身份合法性、户口、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导致他们在流入地的日常生活遭遇系列困扰，他们的权利诉求难以落实，权益难得保障，他们成为珠三角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特殊弱势群落，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5]。 代耕农群体的产生及形成与珠三角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他们对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有特殊的历史贡献，但其生存空间却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益缩小，在地理空间、生活空间都处于被排斥位置，在政治权利、权益保障、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被边缘化。笔者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联安村代耕农群体为中心，研究与分析珠三角代耕农现象及系列相关问题，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决策参考。 　　1 珠三角代耕农的流入与规模 　　1.1 代耕农的流入形式 　　代耕农的流入形式有两种：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珠三角地区许多农民洗脚上田从事二三产业，造成大片粮田丢荒弃耕。为减轻国家公购粮任务的压力，一些农村基层组织、村干部和农民主动招租，与来自粤北及广西、江西、湖南、云南、海南等地的农民订立合同关系，委托他们代替本村村民耕种农田，并承诺解决他们的户口，这种代耕农在珠三角地区大概有10万人。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利益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外省农民主动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农村租地耕种，他们与当地农民或村组之间是一种租赁关系。这种代耕农在珠三角地区大概有20万～30万人，而且人数在逐年上升。 　　1.2 代耕农的规模估算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学者对农业人口流动外出的调查结果[10]可知，农业人口主要流向城镇，其中流入城市占50.69%，乡镇占23.84%，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仅有5.5%的人从事第一产业。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的数据，可计算出全国农村地区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为61.6%，而第一产业中农业人员的比重为47.8%。综合以上数据，可推算出至2004年代耕农在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的数量分别是10.5万、4.9万和59万，全国代耕农数量约74.6万人，占农业流动人口的9.46%。而珠三角地区代耕农数量约40万～50万人。 　　2 花都区花东镇联安村代耕农概况 　　2.1 调研地简况 　　花东镇位于花都区城区东部，毗邻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总面积116 km2，下辖26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2004年，全镇总人口755 458人，另有外来人口20 958人。花山镇经济初具规模， 2004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8.56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工农业总产值64.26亿元，同比增长17.57%，其中工业总产值59.15亿元，农业总产值5.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和1.55%。当地村民收入一般由3方面构成：一是农村集体收入，如集体土地出租，以公司+农户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每年村社分红，约每人1 600元左右；二是农民自主出租房屋、田地获得财产性收入，村内人均耕地为0.15 hm2；三是村民自主经营、打工获得的劳动收入。 　　2.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2.3 联安村代耕农的发展阶段 　　联安村共有代耕户30多户，本次走访20户。代耕农的发展主要分为2个阶段：（1）萌芽时期（1990─1992年），来自韶关和英德的20多户农户最初来到当地租种土地，当年与村民和村小组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只是以交公粮作为条件；（2）稳步发展时期（1993─2000年），代耕农逐渐增至30多户，他们大部分来自韶关、英德，由亲戚介绍至流入地，还有部分来自广西和湖南。 　　2.4 代耕农的流入方式 　　代耕农的流入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当地政府主动去比较落后的地区招人，主要是为了完成当地生产队的公粮任务；二是亲戚朋友介绍，觉得从事代耕要比在老家务农收入高，大部分代耕农户把自己的整个家庭从户籍所在地迁移过去；三是自己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