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过程中民主的反思_0.docVIP

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过程中民主的反思 二、民主走向了反面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确实出现过“民主”这个概念，但是，它与今天的涵义是不同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它的参照物是僭主政治。到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民主是作为限制政府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即要求政府以人民为主人，政府应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实现和财产的保有。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民主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利用这一规则去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因而，民主完全成了政治运作的工具。对于一些强国来说，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 哈耶克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说：“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7] 进而言之，民主无非是社会治理手段中的一种，它不应被绝对化，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根据自身社会治理的需要对民主的手段做出选择，人们没有理由说一个社会必须使用民主的手段去进行治理。解读工业文明所能得出的基本要义就是个人利益至上，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文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所体现出的是工具理性，一切设置都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民主也是这样，它无非是一个工具，是服务于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也就是说，近代社会的现实是：“我们的民主机构、经济回报体系、立法体系、伦理体系以及学术传统都不自觉地把自足个体自我设定为自己的基础。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并要对此负责；个体有独立见解。”[8] 总之，个体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在观念形态中，个体中心主义也有着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如果说民主既是一种机构又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它无非是个体赖以实现自我的工具。 民主选举是民主制度以及活动的基本内容，从现实来看，尽管社会的构成变得更为复杂，利益分化愈趋严重，但是，自诩为民主制度的选举却越来越背道而行了。“参加职位竞选的候选人很少在提出一系列替代性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形象比实质更重要，否定性的竞争以及对改革、旗帜和黑人种族主义等象征形式的利用，是今天这个国家的竞选的艺术。参加选举班子、公共关系的领袖、广告顾问以及风格设计师比政策分析家更重要。”[9] 不同党派的候选人并不真正关注政策上的改革，而是极力利用形式民主的手段，把选举运动作为粉墨登台竞技的闹剧。在民主蜕化为演出活动的时候，人们何以寄望于政府来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呢？所以，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则沉溺于民主的嬉闹而与社会的现实要求越走越远。结果，民主自身的声誉必将受到损害，甚至人们会发出疑问，民主是否是一种合适的社会治理方式。其实，结论是很清楚的，形式民主根本就不应被视作为民主，它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意义远不如消极影响大。 福克斯和米勒在描述民主的选举过程时指出：“理智地考虑，人们不会因为某一具体的政策而不投某一个候选人的票。大多数人根本不参加选举，即使他们参加了，这种狭隘的、胜者为王式的两党选举制在充分代表公民特殊的政策意愿方面，也只是一个极钝的工具。某一个政治家在整个国家面对的纷纭复杂的问题上所采取的华丽包装很少会完全代表某一特定投票人。对个别问题的表决进一步减少了这种可能性，即立法者的日常投票是受选举过程的规则刺激的。”[10] 同样，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民主程序而产生的政府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呢？福克斯和米勒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政府。福克斯和米勒说：“在选举过后，政治野心家所结成的联盟更多地受到议会游说者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影响；这种压力团体体系是由政治家—野心家们的需要来支撑的，如为选举多做贡献，多说赞美之词，或为竞选提供良好的奖金支持。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也无法保证特定的政治立场。联盟会随时提出一些不连贯的政策，因为他们试图要随机应变以吸引立法上的多数。模糊两可的、自相矛盾的、令人困惑的指令会让官僚们苦不堪言，因为他们要策略性地寻找出一种对策来不偏不倚地将它付诸实施。”[11]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民主的社会治理方案并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其一，民主的制度并不真正支持民主，特别是它的“多数决”的原则即使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也以代表全体的结果出现，事实上，当胜者宣称自己代表全体选民的时候，恰恰是违背甚至压制多数人的意志。如果考虑到并不是全体选民都会参加投票的话，那么受到压制的就真正是多数了。其二，政治野心家在操纵民主，把民主这一形式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他们在自己所控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利用每一个开展民主活动的场合，利用每一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通过诱导甚至控制的方式而使之成为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其三，所谓政治家，无非是利益集团的傀儡，他们表面上声称代表广大选民，而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真正代表的只是利益集团，反映的是利益集团的意